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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现代足球队罢赛五里河，就像学生无故旷课、工人无故旷工一样，应当遭到众人的唾弃。然而，当事人国安俱乐部非但没有一丝脸红，却硬把自己打扮成了中国足球改革的一次壮举。10月16日京青赛前，杨祖武竟然在已经接到中国足协的停赛通知后，大大方方地站在体育场上，若不是北京足协官员力阻，杨总可能要亲自指挥这场必胜的战役。
翻开世界足球的历史，一支足球队罢赛是相当鲜见的，特别是俱乐部之间的赛事，
当事一方的罢赛在近十年来尚未听说过，在这一点上，国安俱乐部算是开了一个世界足球史的先河。难怪在武汉造访的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先生责成中国足协严肃查办。当年朝鲜国家队罢赛新德里，直接后果是他们的身影在国际足坛上消失了三年之久。有了这些前车可鉴的国安罢赛应当得到何种处罚是不言自明的事。可是在中国，在中国的足球界这种行为却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声援，处罚也是轻描淡写的，即使是如此轻微的处理，北京现代足球队还在喊冤叫屈，仿佛是一个路不拾遗的孩子遭到无理呵斥，哭叫着到处寻理。这本身就是中国足球的悲哀。
沈京大战之夜，笔者正好出差沈阳，亲睹了罢赛经过，周伟新的整场判罚问题多多，引来了双方教练和球员的不满，特别是下半场，场上的火药味十足，双方运动员动作都大，作为执法者，周先生早应掏牌制止，扼制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沈阳队的左路进攻屡遭犯规，五里河现场早已群情激奋，周伟新受到球迷情绪的影响，在即将结束时判罚点球，北京现代队确实有点冤，本人当时就坐在离出事点最近的五看台上，这种可判可不判的点球，直接决定了赛事结果，现代队的教练员、球员据理相争，赛事中断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抛开地域观念，应当同情国安所受到的冷遇。
然而，追讨真理之后的罢赛就不能同情了。足球队的内容是制造产品，他们用自己的努力而制造的竞技场面向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销售，这是一种商业行为，观众用货币购买了观球权，他们要求的是一个完整的产品，而不是半成品、次品和假货。一支球队当它中断比赛时，受到最大伤害的是现场观众。因为他们在进行足球文化消费时，领略到了不快和被愚弄。从这个意义上讲，罢赛球队是违法的，至少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如果这个道理成立，那么，北京现代足球队不仅要接受足协的处罚，还应受到工商部门的查处，还应向所有到五里河体育场看球的观众道歉，并施以赔偿。
北京国安俱乐部之所以至今还没有认识到罢赛的严重后果，是因为他们的市场观念太淡薄了，这是所有中超俱乐部的通病，在中国足球圈里，没有一支俱乐部队是真正敬重球迷的，在英超，俱乐部称自己的拥趸为衣食父母；在意甲，俱乐部称球迷与自己是鱼水之情。在中国，球迷火热的激情、热烈的呐喊换来的只是球员抛来的冷漠目光。据统计，欧洲五大联赛各俱乐部的收入结构中，门票一般都占到四至五成，球迷的慷慨解囊成为俱乐部赢利的主要来源。而中国的俱乐部，门票收入占到一成的已经不错了。实际上，让中国足协财务公开，还不如努力经营球市。池中有鱼，何不下网？现代足球队的罢赛之所以得到许多俱乐部的声援，据说是十年来各俱乐部饱受中国足协的经济盘剥，这次揭竿而起，夺了鸟位，就会使俱乐部走入正常的运转。我想，俱乐部的老板都是在商场上驰骋了多年的老手了，他们应该知道，丰厚的利润来自于上好的产品，而上好的产品是由广大消费者购买的，如果不尊重消费群体，给你一个好政策、好体制也未必能日进斗金。回到足球话题，没有亿万球迷，就没有丰厚的门票收入，就没有赞助商的倾力投入，就没有巨额投资而梦想的巨额回报。北京现代的罢赛应当给各支中超球队敲响一个警钟，要尊重观众。
应当说，中国足协是软弱的，至少在处理国安罢赛一事上是低能的。罚款、停赛、扣分这些无关痛痒的通知，只能助长俱乐部的歪风。如果这次罢赛就这样蜻蜓点水般地滑过，那么，今后的球队罢赛必将尉然成风。地球人都知道，任何一次点球的判罚，都会引来球员的抗议和不满，因为任何一名球员也不会在自己家门口故意制造点球。今后的禁区犯规，要么不判，这会直接导致球场暴力升值，无规无矩；要么判罚，球队直接罢赛。罚个十万八万，对于财大气粗的俱乐部老板只是九牛一毛，扣个三分四分，也不至于降级。这才是真正的中国足球无法挽救。笔者主张重罚国安，并非针对某一球队，而是从中国足球大局出发。俗话说：如乱之，终收之。对于中国足球的黑暗表现，大家都深恶痛绝。对于发生在眼前的恶劣事端都不敢下手，还谈什么净化足球环境，还谈什么中国足球的发展。
现代罢赛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足协与俱乐部之间的矛盾终于摆到了桌面上来，帮帮派派都撩开了自己的面纱，这对中国足球的发展是一件好事。可惜，这次良机的“引蕊”不太正版，以罢赛引起中国足球的深层次改革，听起来不太顺耳。实际上，现代足球队不是通过罢赛，而是通过其它什么方式来引发中国足球体制改革的广泛探讨，那国安俱乐部可真就是改革的先锋了。(葛建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