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体育讯 北京时间10月4日，北京现代队教练组组长杨祖武与京城多家媒体的近30名记者进行了交流，就国安罢赛事件进行了交流。杨祖武在会上详细介绍了北京现代队在近期中超联赛中遭遇的不公待遇，谈话实录如下：(点击收听现场音频实录)
因为这个事，我们回来以后，事情发生以后这两天没能好好休息，不断地反思这个问题。到底怎么了？中国足球到底怎么了？当然简单地说，从小的方面说，9月25、10月2号
发生的问题都是我连续两个客场出现的问题，我认为是裁判的问题。第一场，我提出来了，我们也提出申诉了，但是至今也没有给我们答复，只是处理了一下赛场，罚了一万块钱，但是这个问题，因为在场上高雷雷受伤，场上是非正常的、不正常的双方的比赛，因为是10对11，这是比赛场上的不正常，但是作为伤病来讲是正常的，他下来了。因为在场上不正常的人数比例，裁判的第一考虑是让受伤人员马上恢复比赛。但是当场比赛那没有。
高雷雷进去了，就斜对着张雷，张雷并没有表示。第四官员员没有表示，边裁也没有表示，高雷雷进去了，传球传给徐云龙，徐云龙传给陶伟，徐云龙插进去，陶伟再传给徐云龙，徐云龙射门也好，传中也好，守门员一扑，那边耶里奇进去了。但是这个球判进，已经记录了，对方球员没发表什么意见。冠城的领队和他的经理进去了，当然我们也进去了，是他改判以后我们进去了。小魏进去以后，让队员集中过来，怕出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或者对裁判，或者对球员发生暴力行为也好，发生各种情况也好，张雷拽他，他推了张雷一把。
裁判委员会没有召开中超委员会，因为中国足协的文字规定，章程规定，他是要经过中超委员会提起报告给裁判委员会或者是纪律委员会，提出报告，让他们审阅，然后决定，没有召开中超委员会，直接召开裁判委员会或者是纪律委员会，这就存在程序上的错误。可能中国足协忽视了这一点，以前定的规章没有执行，一直这么办下来。少一方面提出不同看法，不同层面的意见。对于这个问题，因为那天我上中国足协找李东升的时候，李东升说周三给我答复，到至今也没有给我答复，不管我提出申诉，我提出的正确也好，错误也好，应该给我一个回复的意见，你提出的意见对，我们认为怎么对。现在我仍然坚持张雷的判罚、改判是错误的。
10月2号，从时间顺序上说，从9点召开联席会，定的比赛服，我是绿白绿，灰黑白，守门员灰黑白，对方定的是蓝蓝蓝，然后是黄黑蓝。在下午四点多钟，比赛的监督和我们的副领队进来了，让我们改比赛服，说裁判提出靠色(颜色接近)。
10几年来，国安绿的，这是公认的，我就改过一回比赛服，是在深圳，上面联席会提出来的，深圳队是绿的，客队得改，但我们只带了这一套。当时从北京上午，因为下午三、四点开比赛，我们差不多在比赛前一个小时把服装运到，我们改的衣裳，从绿改成白的。这次改，说蓝跟绿靠色，除了裁判员有色盲，要不然不会改，再另外深层次考虑，那就是有什么企图。你凭什么让我改？上次在这儿打比赛，我是绿的，他是蓝的，我对申花，绿的，蓝的，我十几年蓝的、绿的都打了，为什么提出让我改服装，严重耽误我比赛。凭什么改？因为联席会定的，我没有道理改。因为当时已经是下午吃点点心，马上召开准备会，然后晚上七点比赛，我提前一个多小时到赛场，而且到赛场要走25分钟，我根本没有改的时间，我改了，就会造成全队的混乱，我根本没有跟克兴、祥福谈这个问题，我说打你这儿封住，不许跟队员谈，就咱们俩就完了，我怕造成混乱。
到比赛的时候(和队员)讲，突出了比赛的干扰问题，因为我感觉不好，第一，服从裁判，第二，外界的各项干扰一定要注意，(能够)说话的就是队长陶伟，明确规定，而且上场之前就听陶伟一个人的，因为裁判规定只允许队长说话。
比赛开始，判黄牌，阿莱克斯被判两张黄牌，第一张是张帅的黄牌，但是对方没有，对方下面出现了一张黄牌。按照常规，可能换一个裁判都不会这么吹。我进他一个球，罚点球，是不是该判，他判我那个点球是不是该判。有些人认为该判，有的人认为不该判。技术人员在下面，包括裁委会的人谈这个问题，纪律检查会的人谈这个问题，都说你们这个点球判的是错误的。而且两家俱乐部跟我谈，网上林乐丰说国安俱乐部做的是对的，但是停赛不好，是违规的，我知道违规。
对于裁判，吸取上回的教训，我的领队也好，我的教练也好，不进入场地，我的队员不出场，我也不指责裁判，我也不骂裁判。我们只跟裁判说你看录像，这是允许我们的权利和责任，我们要尽到我们的权利和责任，在当时，头脑很冷静。裁判说没有看的必要，比赛结束以后再看，因为这是一个严重的判罚。现在我依然说你判点球是错误的。除了当地的人，或者在场的记者来判定它，所有的人都是从网上看的，从电视的画面上看的。我想停赛的时候给裁判提出的问题，我的想法是给裁判一个机会。给什么机会？就是给你一个改判的机会。裁判你认定他，那我没有办法，我等你，我回休息室等你，太冷。最后你判罚，你哨吹了，也没找我吹哨，你没上休息室吹哨就判比赛结束，你说在场上吹，我没有在场上，什么声音都没有。
当时停的时候，我找中国足协，给中国足协朗效农打电话，当时李鹏说你找朗效农，他让我开比赛，我说比赛没法开，这种环境没法开。后来朗效农回来接电话了，你必须开比赛，我说开不了。为什么开不了？比赛环境不允许我开。因为上回在四川我已经吃了一回亏了，开了，谁的心思都不在这儿，情绪特别激昂，如果这次再开，可能打得跟上次吉林跟四川比赛一样，打6：0，我无颜回北京，我对谁？我对北京的父老乡亲，还是对我的各级领导？十一我没法过。球员的状况不好，再就是暴力行为，对裁判，对对方，大打出手的可能性都有，不是没有，因为他脑袋已经热了。我无条件地服从第一次了，我再服从，我服从的是权利还是服从的是规则？谁来界定它？
说你还有比赛秩序没有了？为什么就我老是吃亏呢？你让我开比赛，我说不具备比赛的环境和条件，你要改了，我可能接着比，你不改，我没法踢，我再打进去也是输。与其出现那种情况，站着消极怠工，可能给十一造成的影响更大。我既要保证十一能够不出问题，我要保护我的球员不受处罚，我要保护这个球队在人们心目当中的环境、条件，因为10个人对11个人我打得很好，中场休息，不对裁判，就对你们自己，必须得拿回来，已经拿回来了。可是出现这种情况，我的队员没法踢了，他自己就往出走，不能走，先站会儿，他不改。我怕这种情况出现。我是顾全大局，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可能我要丢掉三分，但是也比出问题好。谁说我不顾全大局了？非要打起来，非要消极怠工，比这个要好吗？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方式比那两种方式都好，采用了这种方式。谁对朗效农说你必须冷静，你别过激，我说我一点都不过激，可能40多年了，处理这种场面的时候不多，但是也有。队员过激的现象层出不穷，有过。唯独以这样的方式解决当时出现的问题为最好，不给各界造成更大的麻烦，不给对方造成更大的麻烦，我吃点亏吃点亏，完了，就是基于这种考虑。
(新浪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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