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焱

　　编者按：天津队在中超联赛杯上的征程随着一场毫无悬念，但又莫名其妙的失利而走到了终点，但中超联赛还远未结束，甚至真正的保级战才刚刚开始。即便是在最后时刻才绝处逢生的2003赛季，天津队也不曾陷入如此低迷的开局，而俱乐部和球队中也不曾遇到如此多的内忧外患。9月11日，天津队将在主场迎来辽宁队，从而也宣告“天津保级战”拉开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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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而尴尬的帷幕。由赛季前“誓冲前六”的豪言壮语，到如今不得不低头承认只能为中超席位苦战，天津队在2004年这8个多月的时光中，的确存在太多需要总结之处，而展望前路又是一片荆棘、险滩。因此，本报从本期开始连续推出五期思辨专题———《血路》，有些沉重，有些激烈，但只为保存住天津的足球火种。

　　血路之一

　　越看越像1997

　　本报记者　赵焱

　　天津队真的悬了，很悬了！如果在开赛前我们说出这种话，肯定要招致各方唾骂，而我们当时也根本不会这么想———恐怕只有两种人会在那时敢如此断言，傻疯了的人，或者是天才。

　　但如今呢？虽然仅仅完成8轮联赛，但天津队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震荡，更让人寒心的是排名已经跌入谷底，还会有多少人对前景充满信心？几天前一位俱乐部负责人说道，他相信八成以上的中超球队不会相信最终降级的会是天津队。但这并不足以提升多少信心，因为天津队曾经陷入太多的内忧外患，如今依然有太多的困扰没有被消除，同时天津队也再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历数天津队在今年中深受其害的诸多问题，无非是因为俱乐部“两层皮”体制的落后、开局阶段成绩糟糕、球队中途更换主帅、球队内部的矛盾等等。如果单就将目光锁定在2004年，这些问题似乎还不显得多么致命，但有心人会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今年的种种矛盾竟然和1997年降级时如出一辙！这才是真正令人揪心的所在。

　　【俱乐部体制全面倒退】

　　1997年，原本应该是天津立飞三星队一次崛起的大好机会，因为随着立飞集团的介入，俱乐部资金得到了充足的保证，投入增加了，球员收入也提高了，球场内外的很多事都因为有钱了而变得好办起来。但当时俱乐部的体制并没有改变，依旧是投资方无法百分之百对俱乐部负责，体委仍是天津足球真正的掌管者。

　　2004年，在结束了十年甲A的洗礼后，泰达俱乐部的体制竟然出现了全面倒退，重新回到了1997年时的局面。泰达出钱，体育局担负主要责任。这在12支中超球队，甚至包括中甲球队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处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两方管理者很难达到完全意义上的和谐与合作。在这两年中，因为关系始终无法理顺，球队最终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1997年立飞集团接手后也引来了一片欢呼，这从根本上解决了长年以来天津队投入不足的困境。当时的李桐瑞也满怀壮志，但由于职业联赛的大环境并不成熟，因此大多数甲A俱乐部还没有与体委彻底脱钩，因此当年的立飞俱乐部也始终存在着“两层皮”的关系：立飞掏钱，但并不管事。而李桐瑞也由此被人取笑为“冤大头”。此后虽然李桐瑞也希望改变现状，并独自远赴欧洲选援，但鲍比和荷塞两名身价百万美金的水货，至今仍被视为笑谈。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如今的泰达俱乐部同样陷入了“两层皮”的尴尬中。由于去年冲超不顺，甚至一度深陷降级边缘，因此早已脱离足球的体育局重新介入，现在俱乐部中的元老们也不得不承认，“正是去年的工作失误才使自己丧失了主动权。”

　　最终天津队磕磕绊绊地进了中超，但体育局并没有退出。如果当年是因为整体环境不成熟，那么今年只能表明天津足球在体制上全面蜕化，甚至外地记者曾很奇怪地问记者：“没有脱钩你们怎么进的中超？”

　　两方领导的关系虽然没有僵到互相掣肘的地步，但亦很微妙，也缺乏必要的沟通与交流。而更重要的是在很多具体工作中也无法达成统一，首当其冲的就是在是否聘请大戚的问题上。事实上从开始联系大戚，到正式走马上任，俱乐部中的争议就不曾停歇，按照泰达俱乐部的设想教练人选还应是外教，但体育局利用和总局体操管理中心主任高健在世体赛期间建立起的友谊，主动联系上了正急于出山的大戚。不管大戚自身存在多少问题，但至少他的帅位始终处于先天不足的飘摇之中，这也为他的下课埋下了伏笔。

　　杜尔桑的失败也应归咎于俱乐部决策者的失误。一方领导在球队西班牙拉练期间仅观看了杜尔桑30多分钟的表现后便决定引进，尽管其中有再无合适人选、时间紧迫等原因，但仍显仓促、草率。第一阶段联赛后，提出与其解除合同的同样是这一方领导，于是近60万欧元的资金白白流失了。

　　【开局好机会都没抓住】

　　1997年，天津队罕见地低开，在首轮意外主场负于八一队后，第二场比赛虽然逼平了前卫寰岛，但很快因为迟荣亮的比赛资格问题而被判0：3负。在前8轮比赛过后，天津队仅取得了1胜3平4负的糟糕战绩。

　　2004年的前8轮比赛，天津队有过之而无不及，竟然仅仅拿到4分，而且无一胜绩。这让有关领导、俱乐部以及球迷大为失望，甚至有些气愤，无论如何这与赛季前的巨大投入和冲天豪情都形成巨大反差，甚至成为了一种讽刺。

　　在这两年中，天津队首场比赛的对手都不算强队，理应战而胜之取得开门红，尤其是今年俱乐部还费尽心计地将联赛开幕式放在了天津，但球队却都未能把握住机会。开局不利，也为对手们联手做掉天津队埋下了伏笔。

　　由于1997年与2004年的联赛中都只有12支球队，因此在前8轮比赛中的成绩也就更有可比性。无论有多少相似的困难，但1997年的前8场比赛中天津队毕竟还是取得了1场胜利，而在投入和整体实力都大幅提升的情况下，却仅得到4平4负可怜的结果，虽然今年只有一个降级名额，但天津队面临的保级前路一点不比当年轻松。

　　1997年首场意外失利是左树声辞职的导火索，因迟荣亮上场资格被罚分使矛盾达到沸点；而大戚无法在前5轮比赛中取得令各方认同的成绩终于将自己的前途断送。

　　其实在赛季开始前，俱乐部负责人曾经表示过要球队力争前5轮不败的“奇迹”，而事实上天津队今年在开局阶段的形势也许是近年来最理想的一次：揭幕战顺理成章地拿下重庆力帆，而后顺风顺水地在面对四川冠城、上海国际、沈阳金德、青岛贝莱特队时取得或胜或平的战绩。如果大戚在指挥中没有出现失误，如果天津队在攻防之间做得更出色一些，5轮不败，排名前列并非痴人说梦。

　　事后曾有一位中国足协的朋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记者说：“你真的以为今年排赛程时天津队会有这么好的运气？运气不是靠幻想得来的，不做点儿实际的工作能行吗？”如果真如这位人士所说的这样，天津队为了在中超元年取得开门红，的确用心良苦，也用尽了招数。

　　在仅仅8场比赛过后天津队就已经堕落到中超最后一名，而且以最后几场比赛的颓势而言，如果天津队无法在重新开赛后表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这种差距只能越拉越大。

　　更为可怕的是，由于天津队始终无法显示出足够的实力，同时在与实力相近的对手的比赛中无法战而胜之，白白损失了将近10个积分，因此这为各队将降级目标锁定天津队创造了便利的先决条件。

　　就如同1997年，天津队最后几乎陷入被围剿的境地，各队都在算计着天津队，将绞索越拉越紧，将坑越挖越深，只等最后一轮吊紧绳索，然后撒上最后一把土，伴着济南的寒风将天津队彻底埋葬。

　　【中途换主帅军心震动】

　　1997年，仅仅4轮过后左树声便提出了辞呈，而且任凭谁苦口婆心地劝说，左树声躲在病房里执意不肯复出，也因为这个疙瘩左二从此在天津足球一线上彻底消失。

　　2004年，远比左树声历史显赫得多的戚务生同样没能挺多久，但很难界定他到底是在哪一轮正式辞职的。因为主场负于深圳队后大戚抛下一句“我不适合带天津队”之后，便挂冠离去返回北京，直到主场战申花前夕他才又回到球队，但指挥比赛的人已经换成刘春明。

　　两次风波结束后，接替者都是天津足坛的招牌式人物，而且在陈金刚和刘春明之间，还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他们都是以带领青年队成绩卓著而声名鹊起，天津队中很多人都曾是他们的弟子；他们在带队训练的风格上都很细致，平时也很善于学习；他们的个性中沉稳过多，而激情和霸气不足。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上任后还远未取得足够的信任，也无法完全“镇住”球队。

　　无论是陈金刚，还是刘春明，在上任之初多少有些无奈的味道。因为陈金刚是当时惟一合适的天津籍教练，在有关领导的反复劝说下，一向服从安排的陈金刚只能答允，以“尽人事知天命”的心态去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同样没有率领一线队经验的刘春明，在天津队动荡时期，是俱乐部两个派系中惟一可以共同接受的人选，同时他以“教练组组长”身份接手球队也属理所当然，何况在去年选帅期间，领导也曾征求过他的意见，希望他能出任天津队主教练。

　　但教练组的调整并不代表球队事务已经回归正规，起码在刘作云离去后领队要职还处于真空状态，目前只是由一位俱乐部副总兼任。在近几年天津队成绩低迷的时候，很多圈里圈外的人士都指责领队作用不明显。其实1997年联赛中期请回老帅蔺新江后，他已经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主教练和领队，不仅重新聚拢了球队人气，而且尽可能为球队保级做足了工作。因此尽管当年球队降级，但现在仍有队员念着老蔺的好处，“要是没有他天津队熬不到最后一场，早就提前降级了。”

　　天津队并不缺乏成功换帅的历史，比如2000年、2003年，但换帅带来的震动不可否认，眼下刘春明也面临着当初陈金刚的尴尬———如何赢得所有的信服。

　　不该走到这一步

　　怎么又是这样？这几年来天津队几乎每年都在为了保级殚精竭虑，每年都在考验着领导、媒体、球迷的耐心和承受力。

　　职业化以来天津队只在1997年惨遭降级，虽然距离盖棺定论还有远远的14轮比赛，但从很多方面看来今年与那灾难深重的一年竟有那么多相似的地方。怎么能不让人惶恐不安，怎么能让人心平气和，更谈不上“前六”带来快乐足球的享受了。

　　前几天一位俱乐部官员开玩笑地说：“现在我们要进行天津保级战了。”几位朋友劝慰道：“不用，不用，还没到这个地步。”

　　是啊，还没到这么惨烈的地步，但问题的关键，抑或说让大家不能理解和容忍的是———天津队原本就不该走到这一步！

　　如今的天津队获得的投入与1997年时相比有着天渊之别，抛开球员每年上涨的工资不谈，即便是在引援一项上就接近了当时全年投入总和。四名内援按照官方的说法也超过了1200万元，被赶走的荷塞和杜尔桑身价总和也达到了100多万欧元。俱乐部负责人也承认今年的投入甚至超过了去年，因为他们的目标曾是雄心万丈的“前六”。

　　如今的天津队整体实力远比1997年时强悍了许多，那时的天津队正处于青黄不接的困难时期，韩金鸣等老将或走或退，球队几乎是由于根伟、孙建军、高飞带领着一帮青年军在苦苦挣扎。对了，我们还拥有一个奥斯瓦尔多，这也许是惟一强于现在的地方，因为如今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管用的外援。

　　其实我们现在对于天津队的前景并非很悲观，相信外界也不会认为这样一支拥有多名国字号球员和新老球星的队伍，真会不幸领取到那惟一一张通往中甲的船票，而且俱乐部和球队也的确很有信心，他们甚至计划着如何在最后三个月的联赛中取得五到七场的胜利。

　　不过当天津队结束了中超杯两场半决赛后，他们用表现将我们的信心冲击得七零八落，进而还隐隐生出一丝寒心。伴随着种种传闻，眼睁睁地看着球队大失颜面地落败，俱乐部和教练组的情绪、态度也由一头雾水转变为了雷霆大怒。一位领导在某球员打给他的电话中气愤地说：“你好好想想，你们自己的表现，太让人寒心了。”

　　不是在怀疑什么人和什么事，起码仅凭着天津队毫无斗志和精神力的堕落，就足以成为让他们承认这种指责甚至是痛骂的理由。

　　俱乐部负责人明确表态：“降级谁的年薪也拿不到！”这恐怕是一时气话，但“为了天津，为了泰达，为了你们自己，必须争口气。”这话是不善言辞的大戚经常说的一句话，很有穿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