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顾颖

　　天津队的训练如常，队员们在训练间隙时不时彼此开着些小玩笑亦如常，如果不是少了一个戚务生在场，如是按部就班的赛前训练，是最让人感到踏实也乏味的。可是就是因为大戚不在，所谓的按部就班怎么看怎么都成了一种“表面文章”，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存在着大大的“？”，大戚还回来吗？其实他今天已经回来了，不过他并不急于“恢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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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来是来谈条件的。

　　告假，“云南胜利”的翻版

　　关于大戚执教天津的有些事情还得“旧话重提”。

　　其实大戚和天津人打交道也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98赛季末天津队一举从甲B重返甲A后，天津人就“闪”过一次大戚，当时天津有人出面邀请大戚1999赛季来执教，大戚也欣然应允，只是稍后事情发生了变化，最后决策者在大戚和金志扬之间选择了后者，匆忙间是足球的“不毛之地”云南拉了大戚一把，并且使他的执教生涯一直延续到云南人放弃不再玩儿足球。

　　风流水转，去年年底天津足球二度想到大戚的时候，也正是云南足球盛宴散去，大戚需要重新考虑自己何去何从的时候。天津和北京咫尺之遥，到天津就等于回家了；天津队在末代甲A已经“烂”得可以，自己是中国足球的老江湖，自信有能力驾驭这支队伍；为自己执教天津队牵线搭桥的是双方的老熟人，本着最初的良好关系，应该没有什么差池；天津方面开出的薪水不错，在花甲之年能有这种“收成”应当知足；“宿命一点说，再续前缘”可能冥冥中就是一种很难得的东西……本着这一切考虑，大戚和天津签约时虽然背着成绩的包袱但也是欣然。不过百密一疏，大戚考虑再三却没有参透，中超第一年，由于种种原因泰达俱乐部的领导层构成比较复杂，关于请他来执教的问题，俱乐部领导层其实并没有达成共识，因而他接过教鞭后，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也身不由己地成了一颗左右天平平衡的砝码。

　　一方面是总似乎被动地卷入一场看不见的争斗，另一方面自己在球队中的权威按照天津这边的“游戏规则”却根本不像在云南那几年那么一言九鼎、说一不二，这些都让大戚感到极度地不适应。或许成绩能掩盖矛盾，可最要命的是联赛开始后连续7轮天津队竟然没赢过球，而其间的原因大戚反思后有些还觉得似是而非，在这种情况下，轻易不甘心失败的大戚想到了“主动出击”。

　　以身体的原因告假而去这一招，大戚在云南执教的时候曾经用过。当时云南队也是连续几轮不赢球，外界关于大戚的飞短流长开始甚嚣尘上，队内有些队员也不像以往那样对他言听计从，大戚在这种情况下干脆告假，拉锯持续了5天，最后红塔俱乐部总经理秦绍高吃不住劲儿了，三番两次地找大戚，也答应了大戚提出的一些条件，大戚这才重返队中再掌大权。从这一往事分析，大戚此次又称病告假的做法并不新鲜。

　　50%，大戚回归的胜算

　　先是在新闻发布会上扔出一句没头没脑的“我不适合带天津队”，然后又称病没有按时归队，自从被深圳队斗败星夜返回北京家中后，大戚已经在天津消失了整整3天。今天大戚归来，虽然并没有“打破”他在云南时的离队时间纪录，但是大戚的态度很明确，他回来不是和泰达俱乐部就一些交出帅印的“未了事宜”进行接触的，他不甘心就这样轻易离开天津，他希望能够找到“重整河山”的机会。

　　留在北京家里的这两天，除了愿意接听的熟悉号码外，天津方方面面打给大戚的电话，一般都是由他儿子戚震接听的，然后戚震会不厌其烦地表达着模棱两可的意思：戚务生告病在家并非辞职，他随时可能返回天津，但他无法给何时回归附加一个期限……这种解释的潜台词其实很清楚———除非大戚提出的某些条件得到满足，否则他不会回来。什么条件？无非是强化他在队中的权力和威信，同时俱乐部领导层有一些他愿意看到的人事变动。

　　或许第一时间获悉大戚收拾东西打道回府后，大多数人的第一判断是内因、外因都注定大戚很难再回来了，不过从目前的情况分析，似乎很多迹象都有利于大戚的回归。比如本周一俱乐部有关领导请本市几位足球元老出面给球队会诊，老几位一致表示应该给大戚多一些时间；又比如此次大戚告假，有关领导在态度上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和谅解，同时第一时间到队中反复强调大戚并未辞职，队员们必须加强团结渡过难关；再比如在这种需要考虑舆论的时候，天津几方球迷代表纷纷表示乐意支持大戚……

　　足球是天津的一面招牌，是无数天津老百姓快乐的源泉，目前俱乐部、球队遇到的问题肯定会引起有关高层领导的重视，越是在这种困难时期、敏感时期，天津足球越需要稳定，所以如果此次大戚归来和俱乐部商谈的结果，能够促成大戚“平稳归队”，能够被各界认为是一种维持稳定的最好方式，那么大戚就不会再走了。虽然所谓的谈判尚未进行，结果更不得而知，但是综合各方因素，大戚告假风波烟消云散，重新返回队中的可能性，应该至少有50%。

　　后手，备份教练身边选

　　在获悉大戚本周不能按时归队后，俱乐部有关负责人马上找到刘春明、李华筠两位助理教练，要求他们在特殊时期坚守本职，并做好万一大戚周六仍不能返回天津，由教练组临时指挥比赛的思想准备。但是从谈判的效果看，无论是刘春明还是李华筠，对坚守本职，尽量做好队员们的工作都表示义不容辞，但提到谁有可能站出来在教练组负责，他们的态度却都很消极。一场比赛到底谁来指挥，一城一地的得失在这种特殊时候要不要计较，和眼下的大局相比都算是小事，但有一点却是不得不考虑的，如果今天大戚归来和俱乐部依旧谈不拢，势必面临换帅，天津足球有“后手”吗？

　　不可否认，去年赛季末有很多经纪人给天津队推荐了外教，其中不乏欧洲名帅，不过由于在签约戚务生的问题上并未形成争议，因而那些外教人选存在的形式，只不过是短暂地摆在泰达俱乐部案头上的一份份抽象的个人简历。众所周知，外教本身对中国足球环境以及中国球员特点的陌生，注定了任何一家俱乐部在决定和外教签约的时候，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去年泰达俱乐部决定聘请马特拉奇教练组之前经过了历时半年的接触，结果还免不了一大堆的教训，去年的阴影还在，阴影无疑会使俱乐部在考虑聘请外教作为大戚的备份时更为谨慎。况且和外教谈妥一份工作合同，并非一两天就能完成的，眼下天津队的情况，和当年金志扬执教尾声俱乐部可以从容应对和内尔松接触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如果现在从零做起接触外教，合同准备期之长、外教熟悉球队的时间之长，也会成为阻碍外教入主天津队的障碍。

　　现在倒是关于困难时期应该让天津自己的教练担纲球队的说法呈上升趋势，不过环顾左右，老一代天津教练的代表像严德俊、沈福儒等人恐怕只能扮演“元老智囊”的角色；目前队中刘春明个人比较低调；赋闲的蔺新江昨天晚上还一再对我们说他真的无意再承受什么一线的压力；还有陈金刚，抛开他个人的意愿，进入球队也的确需要一些必要的铺垫；在球迷中很有人缘的左树声，现在更是身在新加坡，到天津队再问一问“凡事”的可能几乎没有……凡此种种客观情况都决定了既使未来天津队将有一名本地教练入主，也不会在最近极短时间内有眉目，恐怕也是大戚看准了形势，认为天津足球要想尽快求得稳定，让自己在帅位上不动是真正的“捷径”，于是从容返回天津讨说法的原因。

　　其实想明白了，天津队的教练问题如何解决，包括一些所谓明朗化的矛盾如何解决，很多事情是无法在只争朝夕的状态下说清对与错的。踢球的天津队上下也好，看球的关注球队的方方面面也罢，大家现在的惶恐，只是希望一些事情能够尽快有个结果，不要再这样拖延和消耗下去，至于未来很快得到的结果是否是最佳，只能留待以后历史地看问题时再做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