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贾蕾仕天津报道 6月24下午三点，戚务生终于又坐上了泰达俱乐部那辆专门用来迎送贵宾的奥迪A6。滞留北京的几天时间里，大戚一度认为自己与天津足球的缘分已尽，但事情往往不会如此简单，在关上车门的一刻，大戚接到了在京朋友的电话，“不管怎么样，先去谈谈再说吧”，这样的回答，的确是大戚此次去而复返的真实心态。
市领导发话：大戚不准走
几天来，最坐立不安的应该是泰达俱乐部和董事会，正如董事长谢德龙所言，“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全力挽留大戚”。23日，谢德龙几乎一整天都在做大戚的工作，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当天晚上，大戚终于在电话中告知谢德龙，他将于第二天下午回天津，“做进一步的商谈”。
泰达俱乐部的确表现出了足够的诚意，但在谢德龙一整天的说服工作与大戚当晚的电话回复之间，其实并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事实上，俱乐部挽留大戚的力度，最直接地来自于市领导的态度。据了解，同样在周三，天津市有关领导向俱乐部明确表态，绝不能让大戚走。有领导认为，像戚务生这样的大牌教练，为什么在别的地方能干好，在天津偏偏就干不好？这证明现在的成绩并不是戚务生一个人的责任，天津足球应该首先找自己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这是谢德龙对大戚表达的最核心的意思，同样也是大戚在打电话之前苦思冥想的因素。市领导发话了，重返天津几乎没有商量余地，但决定并不是在找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程序上产生的。按照大戚给谢德龙的答复，仅仅是答应回到天津，而没有明确表示马上接队。
回来，只是完成了双方继续合作的第一步，完成了一项“面子工程”。
重新开始并不顺利
京津塘高速的存在，最大限度地缩短了京津两地的距离感，但是，24日下午从北京出发后，那辆奥迪A6却在这段只需一个小时的路途上花费了3个半小时。
5点半，刚刚结束球队训练的李华筠急匆匆地赶到了泰达会馆，此前，大戚刚刚在电话中告诉他，京津塘高速上出现了交通事故，大戚要晚到两个小时。
当然，任何征兆都只是对事实的一种可有可无的解释，对于某些知情者而言，即使这一路上畅通无阻，恐怕大戚暂时也不可能像当初刚到天津时那样心无芥蒂地开展工作。一方面，虽然市领导表示“不是戚务生一个人的责任”，但经历这段时间的低迷状态后，从俱乐部到球员都对大戚抱有某种怀疑态度，比如说，大戚在甲A中积累起来的深厚关系，在竞争更加激烈的中超中大打折扣；还比如说，大戚引进的一些球员难当大用；另一方面，大戚与某些俱乐部官员之间的矛盾，也早成为各自心照不宣的事实，而市领导并未直接过问俱乐部内部运作，恰恰没有在人事关系方面给予大戚任何承诺。
下午6点25分，大戚乘坐的黑色奥迪车停在会馆门口，陪同他同时抵达天津的还有他的夫人，大戚一下车就露出了一个笑容，伸出手像是久别重逢一般，对着另一侧的李华筠挥了挥，腰板很直，步履矫健，完全没有“身体不好”的痕迹，然后他打开后箱盖取行李，那只是一个不大的黑包。大戚从来不是一个使自己来去不便的人，在对面子有了一个交待后，谁又能担保，身边那些还没引爆的定时炸弹，不会使大戚再度离去呢？
值得一提的是，大戚回到天津后，谢德龙倒没有立即到会馆与大戚见面。24日晚记者询问谢德龙什么时候见面时，谢德龙说：“那是肯定要见面的，只是我明天上午还有事，下午到塘沽再说了。”可进一步说，似乎谢德龙也很难保证，在双方更深入的谈判当中，自己究竟是否有能力为大戚提供一个满意的回答。
大戚：回来是为天津足球号号脉
当一行人走入会馆大堂时，记者上前询问能否聊聊，大戚一迭声表示：“现在不聊，现在不聊，说什么都不好。”
但是，对于接下来的工作，其实大家都是心知肚明。周一谢德龙在让刘春明带训练之前，曾征询过李华筠本人能否指挥26日的比赛的意见，但是李华筠表示“不愿意负责这场比赛的指挥”，因此俱乐部才让刘春明带队训练，同时俱乐部也表示26日对申花的比赛将由谢德龙和教练组共同指挥。现在大戚回来后，刘春明表示：“大戚回来就好多了，球队可以有主教练继续带了。”但大戚“归队”并没有向谢德龙表示可以指挥球队，谢德龙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说：“要看我们谈得怎么样，而且还要看他的身体情况。”
不过，这其实并不是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据记者了解，大戚25日将到队里去看训练，而带队则由刘春明继续负责。至于26日的比赛，无论输赢，都不会影响到大戚此次回归的前途。而且，在归队之前，双方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默契，即不管谈得怎么样，大戚接下来干与不干或干多长时间，俱乐部都将利用26日比赛后的联赛间歇期大力整顿，大戚将是整顿工作惟一的执行者。
返津当晚，坚持“不聊”的大戚终于表示，这次回来就是要为天津足球号号脉。可以说，这也是目前大戚手中握着的一把“尚方宝剑”，“为什么在别的地方干得好，在天津就干不好”，所谓号脉，也许就是为这个疑问提供一个看上去合理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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