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6岁的尹明善是在1986年正式下海，在此之前他的工作是编辑。1992年，尹明善不顾亲朋好友的反对，开始了自己的摩托车事业，亲友们则一致认为他此时涉及此行业明显太晚了。尹明善也时常回忆起当初的事情，“创业之初有人对我说，你尹明善连摩托车轮子怎么转都搞不清，居然也来趟浑水。但我铁了心，我知道自己的优势———创新的优势，8年后，‘力帆’已经成了全国响当当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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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年底，尹明善收购了重庆隆鑫队，成立重庆力帆俱乐部，开始了自己的足球产业蓝图，可是随着去年力帆队的降入中甲，尹明善明显憔悴了很多，不过面对镜头，他依然掷地有声地喊出“绝不退出”的口号，在借云南红塔队的“壳”后，老尹的身份依然是中超足球俱乐部的董事长。

　　搞足球四年，在圈内圈外尹明善可谓是毁誉参半。有人甚至用“又做婊子，又立牌坊”来形容他。但尹明善本人却不以为然，不管什么时候，他都认为自己搞足球很干净，而且今后也不会做那种既是正义的倡导者，又是正义的践踏者的两面人。

　　2001年1月，北京。站在龙潭路中国福特宝公司摘牌会现场的大门外，第一次面对那么多记者的话筒，力帆老板尹明善说：“力帆是个插班生，我们是来学习的。”

　　四年之间，力帆集团交出了两个亿的昂贵学费，甚至险些在去年“输球进中超”的梦想破灭后被顶级联赛拒之门外，但66岁的尹明善似乎从未打算认输。他亲赴北京游说扩军，并先后把触角伸向了准备退出的辽宁、云南。

　　北京的龙潭路，昆明的望湖宾馆。迈向中超的战争在去年11月30日这天并没有结束，相反却刚刚开始。一场争夺红塔中超“壳”的“暗战”，争夺的惟一目标是悬挂在春城的“暗花”———那张飞往中超的机票。

　　最终还是尹明善的力帆成功了，这个一生经历了无数坎坷的老人笑言自己并没有像哈利·波特那样的神奇魔力，“其实大家都是聪明人，只是我比别人先想到，也先走一步而已。”尹明善用“先行一步”来诠释力帆的“借尸还魂”。也许力帆的前三年并不成功，或者说教训大于经验，然而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当十年甲A正饱受鞭挞的时候，尹明善完成了一件极有勇气而且极其漂亮的并购，就像格莱分多学院二年级学生闯进了密室，最终找到了那块起死回生的魔法石，难怪现在的重庆队主教练余东风面对很多人对尹明善的抱怨甚至诅咒时会说出他这辈子最精辟的一句话，“骂人是可以不负责的，但尹明善却不得不对重庆足球负责。很多人都说搞足球简单，但在我看来，在重庆真正玩得起足球，也敢玩足球的，只有尹明善了。”

　　直击足球落后根源

　　语不惊人死不休。尹明善这个名字就是一个语言巨人的符号，这个符号对中国体育媒介绝对是有吸引力的，他代表着源源不断的新闻素材和滔滔不绝的连珠妙语。尤其是他对大政方针的活学活用，难怪很多人说尹明善不仅是个商人，更像一个政客。有趣的是，他引用“统筹”的概念来抨击中国足球落后的根源就在于政府执法跟行业自律混淆不分。

　　“我们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统筹’这个概念，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认识。党中央的统筹概念分为五个点，其中关于统筹区域和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两点非常适合足球。”尹明善认为中国足球目前就存在与经济发展相悖和区域发展相悖两个重大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就是如今东西部足球差距过大，“在12支中超队伍中，西部只有两支，差距太大了。”

　　尹明善用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我说一组数字，1993年时我国的GDP是3.1万亿，到今年突飞猛涨到11.1万亿，世界排名第六，但实际上我们的总购买力排名第二。但我们的足球呢，在国际足联的排名，从1993年的37位下降到今年的83位，巨大的反差说明了足球的落后跟经济的发展极不协调。”在尹明善看来，足球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从社会跟经济必须统筹发展这点出发，足球与经济的发展却背道而驰，“事实上我们其他的奥运事业跟经济是协调发展的，从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五块金牌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28块金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我们的袁伟民局长可谓劳苦功高。而作为体育项目中的第一运动足球，偏偏落在了最后，所以我们必须反思，肯定是我们的联赛出了问题。”

　　尹明善最痛心疾首的是中国足球投资环境越来越差，“我们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给我们营造了世界上最好的投资环境，我国投资额的发展可以说是世界罕见的，占到了GDP增长的40%，可以说是世界第一。而我们的足球投资环境呢？你看像红塔这样的国企第一品牌都宣布退出了，这些年万达、全兴，好多企业都退出了足球，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说明足球的投资环境是越来越恶劣了。力帆不是没有考虑过退出，事实上在收购红塔俱乐部之前有重庆两位市级领导从友情的角度好心劝导我，足球不是我玩的东西，让我退出不要干了。”

　　“中国是全世界投资环境最好的国家，但足球的投资环境却如此恶劣，我们一定要思考其中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完善政府执法与舆论监督，行业自律和群众参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对于我们的足球来说，这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只不过我们是要建立政府执法与舆论监督以及行业自律和群众参与相结合的足球公平竞赛体系。”尹明善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足球之所以发展滞后，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足协把行业自律和政府执法搅在一起搞不清楚。“政府执法要有法律依据，行业自律不需要法律证据，用仲裁的方式就可以解决问题。”他提议处理假球黑哨等很多问题应该成立一个公平竞赛委员会，“由几十个人组成，人一定要多，听证时通过随机和回避原则，抽签决定参与听证的人，这样就可以仲裁假球黑哨。”

　　尹明善认为中国足协某些人不想放弃手中的权力是行业自律得不到真正实施的关键所在。“中国足协是根据体育法成立的行业协会，但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拼命的在向政府靠拢，但他们并不是政府。归根到底是他们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想一辈子当不要陪审团的法官。”尹明善认为行业自律跟职业联盟是不同的，“职业联盟是为了保证投资者的利益，但行业自律包含的对象则是球员，投资者，球迷很多方面，像NBA就有资方和球员两个联盟，当他们出现纠纷时，行业领导就会出面调解。对于中国足协来说，他们发挥作用应该是在资方侵害了球员利益的时候。”

　　当官发财不是靠足球

　　搞了四年多的足球，尹明善自己的企业越发展越大，如今已经成为重庆市民营的纳税和出口第一大户，尹明善自己也当上了重庆市工商联主席、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就在很多人认为尹明善靠足球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尹明善却说得到跟付出相差太多。

　　“如果不搞足球，力帆为了自己的品牌宣传也会用别的方式花钱塑造自己的品牌，所以我经常讲我们搞足球是三种动机。第一，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为社会的回报；第二是出于对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第三也是为了自己品牌的建设。”尹明善从来不认为自己通过搞足球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多少支持，“可以这样讲，力帆俱乐部从政府得到的东西可能比任何一个俱乐部得到的都少。”

　　对于不少人以“红色资本家”来形容当上政府官员的尹明善，这位已经官居副部级的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有理有据地进行了驳斥，“我对‘红色资本家’这种论调不认可，因为红色资本家意味着官商不分，这种官商不分是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能相融的。”尹明善说，“党和政府如此培养我、器重我，我非常感动，我尽力而为，说狭隘一点，士为知己者死，共产党如此培养我，让我做一个大企业的老总，又让我为位置很高的干部，我绝对不能做什么官商不分，以权谋私的事情，所以我一再呼吁，对我们这样的人，制定一项制度来管理我们，对我们实行监督，我多次讲过，官员不监督就可能腐败，老板不监督就可能堕落，如果我不受监督就可能又腐败又堕落，那对我是个非常可悲的事情，所以‘红色资本家’我不能当，要么我就当个好的干部，要么就当个好的企业家。”

　　尹明善一再强调自己当官跟足球没关系，“是不是足球让我当了这个官？我觉得关系不大。力帆集团一年的销售收入是45个亿，在重庆的GDP中我们占到2%，出口额1.85亿美金，占到重庆的12%。我去年纳税大概达到1.4亿人民币，我们直接就业人员是5000多人，间接拉动就业人数是几万人，我想是因为我的企业办得好，政治上坚决跟共产党走，是这样的原因党培养我，而不是因为足球，足球比我搞得好的人多得是，那不是成为政治选拔的理由。”

　　从四年前那个提着钱箱，雄心勃勃要做中国足坛头号人物的理想家到如今直白流露搞足球是劳心伤财，对未来多少有些茫然的悲观主义者，尹明善巨大的心理落差意味着一段走过的现实历程，黑哨、假球这些阴魂不散的脏东西让尹明善出离愤怒，关联关系、寡头足球把尹明善逼到了死角里，中国足协长期混淆行业自律跟政府执法，导致中国足球投资环境恶劣的现实使尹明善拍案而起。

　　几年下来，尹明善有气，有屈，有恨，有泪，但就是无悔，尹明善说这是因为打小起对足球的热爱，这就是为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重庆人喜欢足球是众所周知的，我作为一名被党和家乡父老培育起来的企业家，有责任也有义务帮助家乡的人看到真正高水平的国内联赛。再说去年力帆队是从我手里降下去的，虽然有很多客观因素，但我是无法逃避责任的，我一直感觉自己愧对家乡父老，我一直提醒自己，一定要弥补。如果不能实现重庆球迷看到中超联赛的愿望，我就不是一个重庆人。花钱就花，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我不会在乎多花几千万。”这也许就是尹明善对足球的“爱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