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承鹏报道 今天下午14时30分在武汉“东方大酒店”召开的“中超委员会议”，将发生主题内容上的微妙演化。原定的“限薪、公平竞争、处罚辽足”三项技术性议题在国奥兵败的大背景刺激下将向“中国足球如何发展”和问责“谁来为国奥兵败负责”的方向性话题发展，参加会议的大部分中超委员表示：中国足球的反思必须从本质问题开始。引进“问责制”和改进中国足协机构问题将成为激烈争论的话题。“这关系到中国足球的生存问题”，倡议者之一的张义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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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要参加会议的中超委员(代表)均对国奥兵败表示极度失望，在会议前的思考和私下沟通中，大部分委员都表示中国足协对这次国奥兵败应负主要责任或领导责任，有10名委员表示“问责制”作为一个进步机制应该引进；大部分委员认为中国足协应该在机制或功能上进行改革。在中国足球“钱途”的问题上反应也极为激烈，由于2003年中国足协仅向各俱乐部返还经营款项120万人民币，这让委员们呼吁中国足协要“财务、账目公开”。由于国奥兵败，几乎所有老总都对联赛为国家队让路表示了不满。

　　“中国足球屡战屡败，这次竟被马来西亚队逼平，必须从机制上找出根本原因，其具体做法是足球管理中心和中国足协必须从机制上分离，机制改革先行是让中国足球脱离困境的根本手段”，中超常委、天津泰达老总张义峰说，“中国足协确实应该按足球规律办事了，它的脸应该朝着足球本来的发展方向，而不是把它政治化。”他介绍说，早在中超委员公决亚泰的投票会议上，他就倡议针对中国职业足球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再开一次会，由于杨一民无法分身，所以原定在扬州的“常委会议”这次正好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讨论，“实际上中国足协是个行政性质的机关，我们就应该引进问责制，只有目标责任清楚了才有压力，中国的行政机关都开始实行了干不好走人的机制，足协应该面对。”

　　四川冠城、辽足、鲁能、上海国际、金德、深圳、天津、上海申花等俱乐部均认为这次国奥兵败中国足协应负更多责任，而其中为数不少的老总更是明确表示：“失败的根子应该从足协去找，不应该由不懂足球的人来管理足球。”他们表示，在今天召开的会议中将就机制、机构、利益分配、权力分配等几大方面向中国足协提出问题，从而形成一股问责之势。“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上海国际老总王国林这样说。“我们不是针对人品的好坏，而是针对你的业绩，足球运动就是向成绩要效益，就像航天飞机一定要上天，就像没有一个省长、市长希望出现瓦斯爆炸，但出了事，行政官员一定要负责的。”天津泰达老总张义峰说。

　　在记者接触到参加会议的9名中超委员中，他们都对责、权、利的分配问题很重视，“会议的原定议题没有规定这些内容，但中国足球到了这么严峻的时候了，这些关系到我们切身利益的事情肯定要谈，而且一定会很激烈。”

　　由国奥兵败触动的一场问责行动将把武汉会议的原定内容进行演变和扩展，来自足球圈内部的这个冲击才是这次会议的基调。

　　问责之责 足协应负主要责任

　　记者李承鹏报道谁来为中国国奥兵败负责？中国足协是否该“问责”？根据会前态度，在今天下午召开的会议上，中超委员们将就此议题进行激烈讨论。

　　上海两支俱乐部、辽足、金德、鲁能、天津、四川、深圳等均认为“中国足协应该负主要责认，然后才是教练、队员的责任。根子就在足协，因为这次兵败是积累了多年的不按足球规律办事的错误造成的，足协应负领导责任”。

　　在敏感的“问责制”中，张义峰表示：“我们绝不是针对具体的人，但如果航天飞机上不了天，煤矿瓦斯爆炸，当职领导都该负责的，当然沈祥福、队员甚至外界都有责任，但有轻重之分。”

　　国安俱乐部的杨祖武认为：“问责制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做法，关键是由谁来‘问责’，又怎样来向既不是政府机关又不是单纯社会团体的足协‘问责’？”

　　上海申花的楼世芳委婉地表示：“问责制是针对政府机关的，要看中国足协属于机关还是其它什么性质。要是从功能上说，它给我们的感觉更像一个行政机关而非民间社团。”

　　上海国际的王国林说：“在其位，问其责，要负起该负的责任。”

　　四川的唐兴华说：“企业领导完不成任务要下课，足协也应该引进问责制。”

　　金德认为：“应该引进问责制，正常的监督对中国足球发展有利无弊。”

　　只有鲁能认为：“国奥兵败当然有人应该负责，但应负怎样的责还有待商榷。”

　　中国足协长期由不懂足球的人来管理足球成为老总们的诟病所在，在记者的接触中发现，全年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大多将向中国足协提出：按足球发展的规律办事，责任要清晰，观念要进步，出了事情不能笼而统之地处理。

　　一个现象是，过去地方俱乐部的老总在兵败之后很少有这次这样态度相当明确地指出足协应负起自己的责任，唐兴华表示：“政治足球不能再搞下去了。”

　　问责之权 这个机构须大改革

　　本报记者组报道足协是否应该改革体制？应该往什么方向改？在众多俱乐部眼中，这或许并不是太宽泛的话题，因为他们恰恰是中国足协最直接的管理对象，换句话说，体制合不合理，在各俱乐部身上才会产生最直接的作用力。

　　所以，张义峰也才会对这个问题感触最深。正如他所言，老总会本来要涉及到限薪、公平竞争一类的话题，这些很重要，但仍然只是“下面的问题”，“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只有先解决了机制问题，才能更有针对性、更具效率”。如何才是更合理的机制？张义峰一言以蔽之，必须完成足协与足球管理中心的分离，用一个可以随时在社会团体与国家机关的概念之间来回摇摆的机构，来管理职业足球联赛，只有俱乐部才知道“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国奥之败绝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出线失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国足球又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这是老总们最普遍的一个认识，有一个很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如果中国足协还不放权给各俱乐部，还不成立职业联赛委员会，还不进一步弱化其政府性功能，那么‘出线足球’永远都是这一政府机构的根本任务，永远都是中国足球无法摆脱的死框框”。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足协一家在大包大揽，但事实上，他们更应该做的是完善规则的工作，然后让更懂行的人去执行，可中国足协却是标准的建立规则与破坏规则的“双重身份”，“从国字号球队到联赛，你制定规则，然后大家按照规则办事，到最后你自己又不遵守游戏规则，以后谁还认这个规则？”

　　一位素以“放炮”著称的老总愿意把问题看得更简单一些：“其实足协的问题具体来讲就是阎世铎的问题，足协需要改变的不仅是一个体制的问题，而是对足球的整体设想、规划和方向的问题。”

　　“也许在明天的会上谈到这个问题，会变得很无聊，很沉闷，但是，有没有用是他们的事，提不提是我们的事，”老总们都这么说，“真的，不提不行了。”

　　问责之利 钱都花在了哪里？

　　本报记者组报道足协一年收到多少钱，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支出是否必需、是否合理？这是很多俱乐部想问的问题，但是足协也从未对其财务状况进行过公开。深圳俱乐部的一位高层提出，足协应当向俱乐部学习，俱乐部得到了哪些赞助，各个梯队投入多少我们都是很规范的，因为花的钱都是老板掏的，每个赛季开始之前我们都有一个方案，工资奖金都很明确，但是中国足协每年花多少，我们不清楚。我认为中国足协作为一个公共部门，应该在经济方面有所公开和透明化。

　　关于足协对俱乐部名目颇多的收费，有多家俱乐部意见很大。每年转会中，中国足协都会收取转会队员的管理费，假设一个俱乐部以500万卖出一名队员，就要向中国足协上交百分之五，也就是25万的管理费，不知这25万的管理费都包括哪些管理，什么样的管理需要花费这么多钱？而一年有多少名球员转会，中国足协又收了多少管理费，这笔钱哪儿去了，谁也不清楚。另外，每年中国足协还会收取各俱乐部200万元的联赛押金，联赛前上交足协，联赛后发还，次年联赛接着交。中国足协美其名曰是各队罚款的押金，但一年中又有几支队会遭到罚款，况且是200万之巨呢？从联赛结束到次年联赛开始根本没多长时间，其实这200万押金是长年押到了足协的账户上，那么中国足协又从中得到了多少的利息呢？

　　天津泰达俱乐部的张义峰认为，无论是国资还是民营的俱乐部经营都很困难，足协应建立一个合理的分利机制。

　　北京国安一位主管表示，足协必须看到我们各俱乐部为足球作出的巨大投入，应该在经济上考虑减轻俱乐部的负担，这样才能帮助俱乐部实现收支平衡，也可以让俱乐部在目光上更长远一些。毕竟，足球俱乐部是保证中国足球发展进步的重要基础。

　　由于足协在经济方面不透明，一些俱乐部寄希望于新成立的中超委员会，对足协的工作特别是联赛工作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