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袁野报道 曲乐恒的家很好找，小区附近的人们时常能遇到来寻找曲乐恒的记者，很多人都担当过“义务指路员”。于是在一名中年男子的指引下，记者爬上6楼之后见到了正闷在沈阳这个“临时”家中的曲乐恒。

　　263万，很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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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乐恒并没有坐在轮椅上，而是倚在了沙发的一角里。他的母亲正和姐夫摆弄着厅中央的轮椅车，原来轮椅车又坏了，后面的一个扶手不知什么时候折了。这让曲乐恒的姐夫感到很害怕：“昨天(周一)在法院时我一直在抬着两个扶手啊，什么时候折的呢？幸好不是上下楼的时候折的，真悬啊。”曲乐恒的父亲曲明书告诉记者，这已经是四年来的第二辆轮椅了，已经都坏了好几个地方，换了十几个零件。“需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能省的地方只能尽量省一省，这次扶手折了不知还能不能修理好，否则这辆轮椅就得退休了。”老曲说道。

　　曲乐恒的面前摆着厚厚一摞当天的各种报纸，很多媒体都在头版报道了车祸官司案的一审裁决，尤其是“2635566.64万”这一长串数字更是格外醒目。对每一篇报道，曲乐恒都看得很仔细，苦笑道：“263万，真的很多吗？我是靠这笔官司费来盈利的吗？看看那每一个项目的医疗费用，这笔钱不都是要交给医院吗？”

　　在沙发前的茶几上，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厚得像一本书的原告方证据，上面罗列了曲家提供的各种用于官司的证据，此外便是一份最高人民法院最新下发的一份《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与记者的交谈中，曲乐恒不停地接到来自各地记者的采访电话，大家都在追问一个问题，就是曲家是否会继续上诉。对此，曲乐恒只能一一回答：“我现在就正在家里研究法律规定，具体的情况我会和律师仔细研究后再作决定。”面对记者们的穷追猛打，曲乐恒倒是保持着比较乐观的情绪，冲着电话那端笑道：“俗话说‘久病成医’，这案子时间一长，我都快成法律专家了。”

　　“难道你和张玉宁之间没有别的解决方法吗？为什么最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记者问曲乐恒。“我曾经给过张玉宁机会，但是他自己放弃了，到现在为止，张玉宁仍然没有向我正式道歉。不过，有些事情过去了就再没有回头路了，现在即使张玉宁向我道歉，我也不会原谅他了，当初他错过了机会。”

　　曲乐恒一直认为，“每个人都必须为他所犯下的错误付出代价，我不例外，张玉宁也不例外，我的错误就是上错了张玉宁的车，不该去吃那顿饭，而我为这个错误付出的代价就是我的后半生。张玉宁的错误就是造成我现在的这个现状，同样要为他的错误出付代价，现在的赔偿只是他付出代价的一部分。”

　　爱情？我根本就不敢想了

　　四年了，痛苦经历让曲乐恒对这一次判决显得十分平静，他对记者说，眼下大家都在关心这个官司，可是当事情慢慢被大家淡忘之后，也许人们更关心的只是张玉宁在球场上的表现，有谁真正关心过残疾人的生活状况、生活质量？“一个残疾人每天要面对常人难以想像的生活，连正常的大小便都是巨大的痛苦，这样的生活怎样来面对，大家想过吗？”说到这里，曲乐恒告诉记者，都说要向张海迪学习，学习她的自强不息，可是从一个残疾人的角度来看，张海迪的一句话给我的感触太深了，“那就是有人问她什么是最大的快乐时，她说‘最大的快乐就是死亡’，这句话真的只有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

　　曲乐恒说出这番话，房间内一片沉默，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继续说下去。半响，曲乐恒的母亲接过了话头，“以后的事情谁能知道，事情(官司)完了之后我们还是要返回北京，我们在康复中心边上都租了房子，一个月1600元，里面锅碗瓢盆样样都有。还得继续治疗啊。”

　　虽然未来的话题大家都不愿提及，但现在最让曲家担忧的问题是，今后谁来照顾曲乐恒的生活？一头白发的妈妈一边擦拭着眼角的泪水一边说道：“他太年轻了，哪怕40岁出事也行啊，那时候怎么也成了家、有了孩子，媳妇指望不上还可以指望孩子，我们20年后还能照顾吗？以后他能指望谁呢？”

　　妈妈指的“媳妇”现在对曲乐恒来说，只能是一句空话。当记者小心翼翼问到那份曾经令曲乐恒精心呵护的感情时，他非常平静地说道：“你说的是王朋吧，我们很久没有联系了，听别人说她可能在大院(省体院)当教练吧。我们分手已经两年了，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不怪她。现在，爱情对于我来说，那实在是太遥远了，我根本就不敢去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