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王印毅重庆报道 降级的这个傍晚，洋河沉寂得就像死了人。

　　“逃”出了郁闷之极的休息室，“逃”出了俨然已如风中之烛的大田湾，所有力帆人都像身负重罪的人，低掩着头，一脸木然地上了大巴。幸亏有警车开道，否则谁都难以估算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仅有6公里距离的洋河。下了车，大家一言不发地扎进房间里，每个房门都紧闭着。有人郁闷地抽起了烟，有人在给朋友打电话倾诉伤心，“哎，这下真落了。”领队

赵立春穿梭于各个房间，手提着一袋手机的他在分还手机。原本就不苟言笑的他此时脸如死灰，“还有什么好说的，伤心都已经过了。”这个身小但坚强的荆楚铁汉眼里没有泪花，但在中场休息后，当队员重新出场比赛的时候，赵立春一个人把自己关在休息室里，苦闷了很久，伤心了很久。

　　人间和地狱只有咫尺之遥。即使谁都清楚力帆早已被锁在了“死缓”柱上，但没到宣判死刑的那一天，谁都不会甘心。“烦呀，虽然说早已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但真正体验到天堂和地狱的差别时，浑身无力，”吴庆在电话中向女友倾吐心声。平时活蹦乱跳的王锴也突然没有了生气，蜡黄的脸像根苦瓜，“太难受了，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遭。”

　　刘劲彪和李国旭已经不是头一次感受降级的苦楚了，刚刚洗完头的刘劲彪一摸头吓了一大跳，本来头发就不多的他又掉了一大把，“重庆红岩降级的那年，头发掉了不少，这下又掉了很多，真是有心让我早秃呀。”刘劲彪自嘲道。两次降级，刘劲彪的感受都是两个字——痛苦。只不过上次是在河南新乡，这次是在大田湾、自己的土地上。今年刚刚25岁的李国旭是多经磨难，“哎，我这个年纪就经历了两次降级了，真是不容易了。”睡眠不好的李国旭说：“一切都结束了，没有什么胡思乱想了，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前后两次降级，李国旭感觉是那么的相似，“两次都好像被别人玩弄于鼓掌之间，两次都是最后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惟一不同的是，上次降级后感觉大伙没什么事，这次大家都像死人。”

　　所有的人看起来都像死人，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这个时候是死人。周麟面无表情地走到魏新的房间，对着开着“传奇”游戏的电脑，周麟第一次感到索然无趣，“我是在俱乐部看的电视，电视上打出国际0比2落后时，我的心就像被锥子狠狠地扎了一下。”只有魏新看起来精神好些，他第二天就要进京向国家队报到，“其实早就有心理准备了，生活还要继续，没必要哭丧着脸。”记者注意到，魏新的眼圈其实也是红的，尽管他不承认自己哭过。

　　停赛的邱卫国也赶到了俱乐部：“我在家里看申花的比赛，同时在电脑上看国际的比赛，当我看到天津压着国际打时，我知道一切全完了。”邱卫国像个死人一样躺在李国旭的大床上，他喃喃自语，“今天好冷。”李国旭本以为他去球场了，邱卫国摇摇头，“呆在家里都感到很冷。”邱卫国是心灰意冷，他并不是那种特别能直面惨淡的男人，“我现在都有挂靴的想法了。”同样想挂靴的还有刘欣，这个伴随着十年甲A成长起来的老将洗完澡后反复念叨着一句话：“不踢了，不踢了，这样踢下去还有意思吗？”刘欣说自己很累了，太想回家抱孩子了，所以他匆匆穿上衣服，迅速离开了气氛像座殡仪馆的洋河基地。

　　眼圈红红的翻译王斌回来的时候买了些烤红薯，“今晚没有胃口。”经历了三代洋帅，见证了力帆的兴衰，王斌比谁都更难过，“好想一个人静静，现在终于有机会了。”餐厅里空荡荡的，尽管早到了开饭的时间，尽管厨房师傅们早备好了丰盛的菜肴。天色渐暗，一批接一批的力帆将士逃离了洋河。原本商定赛后大家聚餐欢庆的，此时只有各奔东西，有人回家取暖，有人出门买醉。冷风中，一位工作人员扯下了俱乐部门口挂了半年的“打好中超保位战”的红色横幅，嘴里嘟哝着：“还保卫个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