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踢甲A，我从来不偷懒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甲A即将成为历史，对于中国足球这一标志性产物，你想说点什么？

　　高峰：我觉得甲A职业联赛应该搞，因为这是足球发展的需要，不是说你想不想搞的问

题，而是你不搞就跟不上世界足球发展的潮流。但我要说的是，中国的职业化应该虚心地向欧洲五大联赛学习，不仅仅是竞赛体制，在俱乐部建设、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都要学，毕竟五大联赛已经被证明是最好的职业足球联赛。如果不按职业足球的发展规律来，受损失的不仅仅是球员，而将是整个中国足球。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职业化十年，甲A带给你个人的变化有哪些？

　　高峰：首先是增强了我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意识，不管我以后从事不从事足球，这对我都有好处，其实无论做什么工作，敬业精神都是应该提倡的；其次，由于甲A竞争体制的存在，对个人的要求也比职业化前高多了，如果你不能保持好状态，就很有可能丢饭碗，所以我在做球员时对训练和比赛都十分投入，不敢偷懒；第三，我想也是所有甲A球员都能感受到的，就是在经济收入上比以往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像我们这些在职业化前打过几年非职业联赛的球员，对此的感受就更深了。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你带给了甲A什么？

　　高峰：能作为其中的一员，我们的每场比赛都是对甲A的贡献。就我个人来说，踢出好比赛或是漂亮的进球，给球迷带来愉悦和快乐，也算是对甲A的贡献吧。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甲A对你的人生轨迹是否有改变？有什么改变？

　　高峰：改变是肯定的，前边已经说了在职业意识、敬业精神上都比职业化前有明显提高。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我们都因为甲A成了万众瞩目的人物，球迷们给了球员很高的荣誉和追捧，说实话，起初连我都有些吃惊。因为在职业化前的很多比赛中，球场中的观众也就几千人，球员的地位也不像甲A那么高。而甲A中让我们有了一种球星受尊重的感觉，好像球员都成名人了。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甲A对你原有的足球观念是否有冲击？

　　高峰：我感觉最明显的就是甲A的竞争是越来越强了。过去的专业比赛，比赛队少，而且成为一线专业运动员后只要不受伤，就算捧上了铁饭碗，因为人才没那么多。但甲A却不一样了，所以我认为练好基本功，并拥有自身的特点，加强身体训练才是立足的根本，过去我对这些的认识比较模糊，或者说在没有竞争压力的情况下，也没有意识去想这些。

　　-没甲A，进不了世界杯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甲A职业化，中国足球是个什么样子？还能进入世界杯吗？

　　高峰：不搞甲A，肯定进不了世界杯。职业化后，中国足球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没有职业化，中国足球也许还会在失败中徘徊，不会有明显的进步。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压力”在你的甲A生涯中是什么概念？

　　高峰：压力是随时都有的，只要有竞争，只要想踢出点成绩来，就会有压力。对我来说，受伤、不进球、球队成绩差都算是压力。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同非职业化时期相比，甲A给中国足球带来了哪些进步？它还存在哪些不足？

　　高峰：带来哪些进步，专家和记者们都分析得很多了，我想这不应由我来评价，但我要说的就一句话，2001年中国队冲击世界杯成功，至少说明甲A没白搞。至于不足，每个人都能说出一大套来，我认为中国的职业化与五大联赛的差距是全方位的，不过人家的那些东西都是搞了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成果，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学。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对于甲A，你感触最深的东西是什么？

　　高峰：球迷的热情被重新调动了起来。在1995—1997年那段时间，甲A在哪个城市好像都特别火爆，球迷的捧场使球员的表现更富有激情。还有一点就是球员从球迷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尊重，这在信心上绝对是一种提高。

　　-看甲A，球员特点模糊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你如何评价职业化以来中国足协的工作？

　　高峰：中国足协是甲A的引进者和领导者，它的作用应当是非常关键的。我跟足协的人接触不多，好像他们的工作比较努力，也确实想做出点事情来，但由于经验不足，学习不够，所以经常出现一些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的事情。所以媒体、球迷甚至包括球员都对中国足协经常有不满。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对中国裁判的水平和形象你怎么看？

　　高峰：中国裁判的水平是与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是吻合的，现在想要出现欧洲那样的高水平裁判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中国裁判水平低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大的悲哀是因为他们的水平低同时有些人又不洁身自好，使得他们的形象受到了很大损害，在球员和球迷中的权威性好像越来越差了。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你怎么评价职业化以来外籍教练的作用？

　　高峰：我认为外教的到来确实对提高中国足球水平、更新观念起到了促进作用，尤其是那些高水平的洋教练。同时，我感觉甲A各队基本都是这种情况，就是请外教来的头一两年对球队的改造和先进理念的灌输作用是很明显的，但时间一长，很多洋教练都被中国足球同化了，有人甚至比中国教练还中国化，这就失去了请洋教练的意义。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那么对中国教练你怎么看呢？

　　高峰：他们的水平也是与中国足球水平同步的。我不太好评价他们，可以理解的是，中国教练对先进的东西掌握不够，毕竟职业联赛在中国搞了才10年，对国产教练有很多限制的因素。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与洋教练相比，国产教练的权力没那么大，很多都是当家不做主。你要是再不提高水平增强影响力，这种局面就改变不了。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对于职业化中的球员，你作何评价？

　　高峰：职业意识的提高我已经说了，从能力和水平来说，甲A这些年确实涌现出了一批好球员。但我敢说在目前的这种足球大环境中，很难出现真正出类拔萃的球星，球员的特点好像越来越被忽视了，身体好但技术特点模糊的球员太多了。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你怎么评价球迷呢？

　　高峰：他们热情、朴实，没有他们就没有职业化的今天。但我发现有时候球迷好像对中国足球的发展速度有不切实际的憧憬，甲A踢了一场好球就觉得如何如何了，而且球迷的情绪很容易被媒体煽乎起来。

　　-别甲A，我一点不后悔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你怎么看待职业化以来俱乐部主体的频繁更替？

　　高峰：这与中国的国情有关，因为职业化十年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其中的变化很多。俱乐部要么没权，要么没钱，再加上有些人心术不正或者根本不懂经营，俱乐部就不好搞了。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1996年底离开国安，你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

　　高峰：说实话，当时我有过忧郁，因为北京是我成名的地方，球迷对我也很好，而且国安地处首都，出名和比赛的机会都很多。但当时转会风气刚兴起不久，我也有一种到外面去看看世界的冲动，对新的足球生涯有着憧憬和希望，所以我就加入了转会大军，这不也是职业球员的一大特点吗？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对于甲A，你有遗憾吗？

　　高峰：遗憾肯定有，比如从来没拿过甲A冠军，但这也是大多数球员的遗憾。虽然退役了，我还是为曾经成为甲A的一员感到幸运，即使有遗憾也不后悔。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最令你刻骨铭心的事情是什么？

　　高峰：2003年的YOYO体测，因为人为的无知和规则的不清晰，我失去了继续在绿茵场奋斗下去的兴趣，选择了退役。我对这种选择一点都不后悔。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告别甲A，你对中超有什么憧憬吗？

　　高峰：我当然希望中超能够朝好的方向发展了。我还是认为中超应该像五大联赛那样具有货真价实的东西，任何举动都不能违背了足球发展的规律。

　　王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