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难，守业更难

　　王俊生:白手起家搞职业联赛

　　王俊生，前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现任中国足协副主席、中体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中体竞赛管理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同志在国家体委上报的一个文件上明确批示：足球必须搞上去，这是全国人民的期望，是体委和足球界的艰巨的、光荣的、历史性的任务。足球体制必须改革……

　　我知道职业足球的风险

　　策划中国足球体制改革就像艺术家雕刻一样，首先要在头脑中看到一种精神，看到理想中的改革结果，然后才能拟定步骤，动手完成。时年43岁的我，确实没有料到这条道路充满艰辛和苦难，我和我的战友们为了这种选择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为什么执意要走职业化的道路呢？难道我不知道走这条路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吗？

　　首先是政治上的风险。足球职业化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人们将怀疑我把中国足球引向资本主义的深渊。经历数次政治运动的我，深知一旦扣上这顶帽子将意味着什么。

　　其实是充当足球界的“叛逆者”。所谓的职业化足球，就是要实现足球界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在足球市场创造价值，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运动员将与俱乐部签订合同，教练员需要聘用，大批的外国球员和教练员将抢占我国足球的领地，足球队将从“体委”的多年管理下脱离出去。在权力和利益重新分配的重大变化中，我势必成为众矢之的。

　　既然有这么大的风险，为什么我偏要坚持走这条路呢？

　　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职业足球已经风靡世界足坛，有些足球强国职业足球的历史已有百年，职业足球对提高竞技水平的显著作用早已被世界足球强国所认可。中国足球要不断进步，跳出现在徘徊不前的状态，必须走职业化的道路。二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足球已经搞了四十年，在我这一任，矛盾与问题的积累已经达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仍延续过去的管理方法显然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只有寻找新的管理模式。职业化是当时最好的方法。

　　为了尽快完成“改革总体方案”的制订，我和中国足协的同事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一天，正当我对拟完的文稿进行最后修改的时候，马克坚的夫人闯进我的办公室。她态度严肃，一脸怒气：“王副主席，你这样用我们马克坚，我可有意见。”

　　我一时怔住了，没有明白她的意思。

　　“快一个星期了，每天晚上只睡两个小时，趴在办公桌上不是查阅文件就是写东西，有时连饭也不吃，难道搞足球的人都这么工作吗？他今年已经56岁了，真累病了，我可找你要人。”她边说边抹着眼泪走了出去。

　　我有些愕然，赶忙抓起电话，拨通了马克坚宿舍的电话：“老马，夫人刚走，找我要人啦！”

　　“请你不要介意。她心直口快。我已经完成大部分了。”

　　“你一定要注意休息。”我叮嘱了一下。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准备，22个文件都已经准备就绪。厚厚的一摞文件凝聚着中国足协工作人员的心血，一旦国家体委批准这些文件，那将是中国足球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宝贵文献，它将指导一个人口大国的足球运动的发展方向。

　　尽管这次试验观众少，收入低，竞技水平也亟待提高，但是在这次比赛中，我们开始启动足球的职业化机制，引入了职业足球发展的基本规律。一个崭新的中国足球的春天已经到来

　　首届俱乐部联赛略有盈利

　　1992年12月22日到1993年2月28日，中国足球协会在广东省的六市一镇举办了全国优秀足球队集训；集训期间，举行了首届全国足球俱乐部锦标赛。辽宁东药、广州太阳神、大连华录、八一999、北京国安、广东宏远、上海爱克发和佛山队参加了本次比赛。

　　这是一次为即将于1994年全面展开的全国足球职业联赛做的有意义的探索，我们要在实践中摸索中国职业联赛的规律。因此，这次锦标赛的赛程安排与比赛规则都采用了职业联赛的方法：在珠江三角洲八个体育场进行主客场角逐。

　　比赛一共踢了10轮40场，辽宁东药队获冠军，广东宏远，北京国安分获二、三名。观众共有76500人次，平均每场1913人，有的比赛只有十几名观众。这次比赛门票等总收入为47.5万元。比赛规定各队自费参赛，参加门票收入分成。每场比赛门票收入40%归体育场，40%给参赛队(胜队28%，负队12%)，另20%归中国足协、广东省足协和广州市足协。每队平均收入42000元，食宿差旅费平均38500元，各队均略有盈余。

　　尽管这次试验观众少，收入低，竞技水平也亟待提高，但是在这次比赛中，我们开始启动足球的职业化机制，引入了职业足球发展的基本规律。它标志着我国的足球改革，无论从体制上还是机制上，都迈出了质变的一步，开始向足球职业化过渡的进程。当我们把这次试验的经验栽培在1994年职业联赛中的时候，一个崭新的中国足球的春天已经到来。

　　中国足协当年得到的国家竞赛拨款只有100万人民币，使用范围包括青少年足球和女子足球。如果没有启动资金，职业联赛根本不可能搞起来。经过艰苦谈判，IMG出资120万美元，1994年4月27日，甲A联赛终于开战

　　许放找来甲A启动资金

　　中国足协当年得到的国家竞赛拨款只有100万元人民币，使用范围包括青少年足球和女子足球。由于“健力宝少年队”赴巴西留学，中国足协需要给予支持，大部分备用金已经用在该队身上。怎么办？如果没有启动资金，职业联赛根本不可能搞起来。

　　凭着顽强的毅力和丰富的外事经验，经过近三个月的艰苦谈判，许放和他的谈判小组终于与IMG达成协议，他们为中国足协筹集了120万美元的收入，并且每年递增10%，共5年。这对于一直勒紧裤带的中国足球界来说，真是一声春雷、一场及时雨。从此，中国足球跨过了生死线。许放在这期间对中国足球的发展，真是劳苦功高。

　　从那时起，我在中国足协领导岗位工作的十年中，资金困难已经不是中国足球协会领导全国足球运动向前发展的主要矛盾。这是历史的跨越，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个历史转折中的风云人物，理当属于许放。然而，每当人们提起这段历史，表扬许放功绩的时候，他总是谦虚地讲：“这是集体的功劳，是领导的支持。如果没有这两大因素，我许放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决心和勇气呢？”

　　请记住这一天，1994年4月27日，中国足球树起了新的里程碑。

　　1996年9月30日，许放在家中突发心脏病去世，终年49岁。就在两个月前，他率队赴阿联酋参加亚足联举行的亚洲杯抽签活动。在机场，他看中了一双皮鞋，一问是200美元，没舍得买。一生为工作的他，临死竟没穿上一双新皮鞋。

　　“岗上有危机感，岗下有饥饿感”的机制迟迟未能形成

　　三次限薪

　　我曾三次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运动员工资收入的暂时规定。

　　第一次是职业化改革刚刚开始的1994年，那时运动员的工资和收入水平很低。技术部主任马克坚在“职业运动员工资收入条例”中写道：“月收入不低于2000元。”但是，与之相配套的相关制定和措施却没有跟上，尤其是“岗上有危机感，岗下有饥饿感”的机制迟迟未能真正形成。

　　在此种状态下，我们第二次制定了俱乐部运动员的工资制定。这个制度的核心是以俱乐部在足球市场上的收入来确定运动员工资和奖金总额，再按劳分配。工资总额约为市场收入的32%。这个制度在执行中遭到了抵制，有些俱乐部发给运动员的工资和奖金远远超过了32%的比例。随着职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俱乐部的负担也愈来愈重，有些俱乐部的工资和奖金已经占总收入的63%到65%。

　　1998年，26家俱乐部达成“限薪”协议，这就是《关于甲级足球俱乐部拒绝运动员签字费、统一最高工资及出场费限额的规定》。甲A俱乐部运动员个人月工资最高限额为12000元，胜场次全队出场费甲A球队最高限额40万元。

　　有人告诉我，一些运动员听到我出车祸非常高兴，询问我是否已经死了，说死了才好呢！因为他们可以不用参加12分钟跑了。看来12分钟跑的制度，真是生死关了

　　车祸让我度过炼狱般的90天

　　1995年春训，在看完体测回海埂的路上，我遭遇了车祸。

　　来到X光机面前，我已经站立不住，心里发慌，心脏跳着跳着总有一种突然悬空的感觉，两眼阵阵发黑，只想躺下来睡一会儿。医生说我这是半休克状态，如果躺下，那么就是休克了。

　　X光判定左臂上背中段肱骨粉破性骨折，左肘关节脱位。鹰嘴断裂，右臂肩关节严重脱位，肩关节局部骨骼断裂……

　　有人告诉我，一些运动员听到我出车祸非常高兴，询问我是否已经死了，说死了才好呢！因为他们可以不用参加12分钟跑了。看来12分钟跑的制度，真是生死关了。徐根宝认为，运动员越怕什么你就越要练什么，越怕的也是他越差的。12分钟跑能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本身，就说明它有很大的价值。

　　车祸后第四天，我回到了北京的家。脖子上吊着打满石膏的双臂实在是痛苦，每天晚上，脖子疼得不能动弹，只能在躺椅上休息一下；双臂交叉在胸前，一两天还可以，长达90天可真难受不堪。最可怕的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家里人都进入了梦乡，我却不能入睡。由于不能翻身，躺一会就感到十分疲劳，在房间里来回转悠，累了找一个地方歇一会，累了再换一个地方，换另外一个姿势躺一会，如此反复不止，直到东方的天色开始发白……

　　妻子帮我找来许多录像带，有时陪伴我到很晚很晚。她向单位领导申请了两个月的假期，领导十分支持她，特批了她的请求。她由于过度操劳，一次不慎将暖瓶打碎，滚烫的开水将她的大腿烫伤了一大块，豆大的水泡亮晶晶地浮在大腿的皮肉上，烫坏的皮肤浮起红红的一片。每当她给自己涂抹药水时，我的内疚比我的疼痛还难忍。结婚18年来，我们相亲相爱，经常谈论人生、事业，从未争吵过，从未红过一次脸。

　　亲爱的朋友，当你在生活中或工作中，遇到像我一样痛苦的时候，我劝你不要心急，不要发火，也不要随口说：“我要克服困难。只要你记住两个安——忍耐。随着时间的流逝，你回头一看，你已经克服了困难，并渡过了危机。

　　选自王俊生回忆录《我知道的中国足球》，此书已由北京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