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甲A，10年绿足球

　　“绿足球”，是读者10年来对《中国足球报》的习惯性爱称，因为《中国足球报》的报头底色，一直是绿色。

　　10年是一个什么概念？

　　10年使一个20多岁的人变成了30多岁，使30岁的人变成了40岁。10年，还使中国的甲A联赛迅速长大成人，并且有了一个更好听的名字——中超。

　　中国足球报的读者见证了中国联赛的成长，在这激情燃烧的十年岁月中，中国联赛在他们的人生中，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烙印？

　　难忘九四

　　1994年，是中国联赛开始起步的一年，也是中国足球改革初见成效的一年。这一年的联赛，虽然水平不高，但惹人喜爱。一九九五年初，本报曾在一版显著位置连续刊发四万字的长篇通讯《难忘九四》。

　　印象中，这是国内媒体第一次对中国的足球改革作广泛的采访和集中报道。文章引用了大量的事实，对中国足球改革者所做的努力作了集中的阐释。

　　“昆明体能测试，只是中国足协1994年实施的各项制度中的一项。这一年，中国足协还实施了俱乐部注册制，运动员合同制，裁判员、教练员持证上岗制，竞赛监督制等。”

　　“中国的足球市场虽未开垦，但极具魅力，无论是谁，都不会忽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

　　这是当年本报记者在《难忘九四》的断言。

　　这篇文章的执笔者是本报记者焦林芳和后来担任了国安俱乐部领队的杨群。杨群后来在他的《我们为谁而战》中，对中国甲A联赛在九五至九七年的发展作了思辩性的总结。他说，“我们的足球改革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利益驱动的引进。而随着利益驱动的引进导致经济基础的变化，已经使我们的上层建筑(管理思想、管理文化和管理制度)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职业联赛后来的发展，都证实了本报记者当时的预言。

　　激情九七

　　1997年的职业联赛，本报请来了时任八一队队长的球员王政，请他以《队长日记》的形式记录整个联赛的全过程。在他的笔下，作为职业联赛的亲历者，王政在联赛中的兴奋情绪溢于言表。

　　王政退役后，担任了浙江绿城队的领队兼教练员。记者三天前采访了这位球员秀才，回忆当年岁月，王政感言：“当年的激情是职业联赛发展到那个时候的必然结果。……”他说，在这种激情岁月中成长起来的他一直对足球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虽然是领队教练担于一身，但他认为“当足球教练更有心得”，他说，他一直珍藏着当年在《中国足球报》上写的文章。“那都是我家里人费尽努力搜集来的。没事的时候，我总爱拿出来看一看，回想当年，感慨很多。其中一个真实的感觉是这些年的足球环境变化太大了。”

　　就在这一年，本报记者伴随中国健力宝队出征马来西亚。这些刚刚回国的小球员当时意外地听到了这样的劝誡：“中国联赛就一一只大染缸，而你只是一滴清水，不小心滴进去，你就不能不变色。”

　　大乱大治的九八九九

　　1998和1999年，中国足球联赛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有中国足球“大哥大”之称的万达老板王健林退出足坛，二是1999年轰动中国足坛的渝沈之战。

　　这两件事情之间的联系是都曾涉及中国足球的黑幕。

　　对于王健林的退出，本报始终以冷静之态静观其变。以《怎样看待万达之变》《万达的无偿转让有多大吸引力》《中国足协反腐不动摇欢迎王健林揭开内幕》等一系列文章将万达退出的内情和盘托出。并由此开始了对中国足球腐败现象的连续报道。

　　而轰动九九足坛的渝沈之战，是因为沈阳队和重庆队之间在那场比赛中亲密合作，使沈阳队奇迹般地保级成功。两位外籍裁判员甚至没有能够控制局面。

　　这场蹊跷的比赛引发了中国足协对俱乐部的帐目清查，但最后仍然不了了之。

　　本报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这样的重大事件，从跟踪中国足协当时的调查，到采访专家组的认证，直到2002年年底，本报记者还对当事者程鹏辉就这一事件进行了采访。程鹏辉说，那件事直到现在仍然是他心里的一个谜团。

　　事隔多年，许多人希望此事尘封入土，但本报仍然执着地希望搞清真相。真相一日不明，本报就将追问到底。这也是我们的联赛组织者与我们的读者所希望的。

　　取消升降

　　取消升降级，曾经是国内媒体2000年底讨论最热烈的话题，由于利弊两极难以融合，辩论双方难以达成一致。决策者中国足协因此犹豫不决。

　　作为中国足协政策的解释者和参谋，本报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作了一系列的文章。

　　在《取消升降级，米卢最受益》和《中国足协为何举棋不定》两篇文章推出之后，一个鲜明的脉络了然于心，最终推动了中国足协的这一难断之策的出台。

　　事实证明，取消升降级，确实为米卢带领的国家队争取了时间，也为2001年中国足球冲进世界杯决赛圈作了最好的铺垫。

　　这次取消升降级的论争虽然与2002年本报发起的中国足球反思论坛不能同日而语，但它给中国联赛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

　　甲A多年，本报一直本着“眼见为实”的报道原则秉实报道，为球迷提供的“家常饭食”虽然不够豪华，但绝对实惠。

　　这也将是本报今后追求的风格。也立求能以此在复杂多变的足球环境中立足长远。

　　足球市场中的媒体

　　司马中南

　　中国足球“甲A”的10年也是中国足球专业媒体雨后春笋的10年。谈“甲A”，避不开媒体，事实上中国足球“甲A”10年经历的阳光雨露、风花雪月、故事传奇、历险历难都是媒体整合铺阵输送给公众的。

　　足球和传媒是共生的。在自然科学中，这种关系被称为“依附”。人的细胞中有一种附着物质，这种物质对细胞汲取必要的氧成份至关重要。但这种物质一旦“反目”，就裂变成了癌。在毁掉细胞的同时也毁掉了自己。

　　这可能会千万一种误解，成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样的命题，这是一种不可能有答案的混乱。事实上，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以及明年实行的“中超”，是“行政足球”完全市场化后架构的迎承市场的平台。这个平台吸纳和衍生的产物就是媒介。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平台上，足球与媒介是共生的、共利的、共损的。足球吸引的是球迷，媒介吸引的是球迷读者，它们的“购买者”在一个绝对的比例上是共同的。在这层意义上，它们是“一家人”。

　　但在各自的经营操作中，足球规律和新闻规律是完全不同的，是同一平台上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其间的矛盾乃至冲突在所难免。这就像足球运动包括了一切非足球的因素一样，足球与媒体之间的形形色色的“故事”也构成了足球大市场的一部分。设想一下，当媒体们一律都沉寂不语的时候，足球这个市场还存在吗？市场需要的是人声鼎沸、熙熙攘攘、万头攒动。很多项目羡慕足球的舆论环境和媒体的共动，就是缘于此。

　　但媒体不仅仅是记录中国足球的历程。

　　阎世铎关注“绿足球”

　　中国足协副主席阎世铎自上任以来，在不同时期对《中国足球报》给予了比较密切的关注。

　　被希望“与中国队双丰收”

　　2002年5月29日，正在韩国西归浦看望中国足球队的阎世铎得知《中国足球报》将出版“世界杯特刊”时表示，希望《中国足球报》能与中国足球队一起努力争取好成绩，“中国足球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惟一的目的就是向足球先进水平学习。世界杯后，希望中国足球队和《中国足球报》获得双丰收。”

　　揭露超龄被赞赏

　　2003年9月中旬，阎世铎得知《中国足球报·新周刊》要对足坛的超龄现象进行专题报道，不禁感叹：“终于有媒体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了。”

　　10年，我们曾是亲密战友

　　杨群马德兴张乐年袁大任刘晓利高莹孟广顺季履岗孟洪涛蒋彬陈彤刘晖胡松青管峻……

　　[纪念甲A，怀念曾为《中国足球报》做出贡献的同仁]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