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陈曦

　　很难统计这是第几份中国足协颁布的有关限制球员收入的文件，反正在记者的记忆中，这已经是第N次颁发限薪令了。而在采访过程中，大多数被采访者对此的态度也都很平淡，更为惊奇的是竟然有不少人都用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来形容即将面对的薪金标准。看来，事情的发展往往和现实总有很大的差距，尽管这份被中国足协寄予厚望的有关中超联赛

球员的薪金标准还没有开始执行，但其显而易见的漏洞和弊端就已经暴露无遗。这份花费了足协工作人员不少心血的限薪令，很有可能和以前那些从来没有执行过的工资标准落得一样的下场，变成一纸空文而束之高阁。

　　其实，这么说并不是否认中国足协的工作成效，因为自从1994年职业联赛开展以来，中国足球运动员收入过高的事实，就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呼吁的一个问题，而限薪令也不止一次颁布，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难以落到实处。在上月举行的全国足代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我国足球水平不高，但职业球员的收入已超过老百姓平均收入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大大高于欧美国家球员与本国人均收入的倍差。”他认为，这种风气助长了球员拜金主义和攀比思想，追求高级公寓、高档轿车，甚至导致生活上的腐化。袁伟民强调指出：“球员收入过高，社会反响很大，虽然中国足协也曾有过职业球员限薪规定，但部分俱乐部却并没有按照规定办事，而是采取了欺瞒的方法，想方设法增长球员的收入，这种行为的恶果就是，一场联赛奖金高得吓人。这种状况长期下去，不仅会毁掉运动员，也会毁掉中国足球。”

　　由此可以看出，足协是想借着中超联赛这一全新事物的出现，而改变以往形成的顽疾。遗憾的是，毛病一旦形成，想改就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更何况从甲A到中超也仅仅是一次“换汤不换药”的文字游戏。因此新的限薪标准同样还是无人理睬，否则在第一道限薪令下发后，这样的事情就不应该再发生，何必一年又一年地重复强调同一个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无疑是因为中国足协根本没有一个完善的监督体系，用来检查和监督各俱乐部的执行情况。这就像此前发生过的各类“黑哨风波”，但凡是中国足协调查的事件都是有头无尾、不了了之，根本没有效果，直到司法部门介入后，才弄出一个“龚建平案件”。仅从这一点来分析，由于中国足协不具备某些权力机关所拥有的实权，也就无法真正地监督各俱乐部执行这些足协制定的行业规定。按照新的薪金标准，抛开其他所有黑色收入，一个23岁以上的一线主力球员，一年的工资最多只能拿12万，而这个数字早在1995赛季就已经被突破，更不可能在中超联赛中被这些球员所接受。因此，俱乐部完全可以搞出两份合同，一份是完全按照新标准而制定的合同，另一份则是补充合同，用来弥补差额部分，这种做法是显而易见的。

　　一位足协官员在听到记者的分析后无奈地表示：“足协也没有什么更有效的办法，控制俱乐部的行为，但规定是一定要有的，即便不能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效果。”这也许就是足协长期以来一直面对的尴尬境地，既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联赛体系，又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体制，导致很多规定都变为一纸空文。限薪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职业化十年来，足协曾经三番五次的下发各种标准，但丝毫没有作用，看着球员收入不正常地高速增长，足协只能望而兴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