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年龄黑洞系列报道(4)：会杀人的小煤窑

http://sports.sina.com.cn 2003年10月31日11:16 中国足球报

　　四届老臣

　　这是体校边老师讲过的故事。

　　U13联赛每年都有他的球队参加，他喜欢观察对手，也喜欢观察队员。

　　一观察二观察，他从这里发现了稀罕事：一个队员连续打了四届U13联赛。

　　边老师搞不明白了，别的队员年年长，为什么这位队员永远13岁？

　　想来想去，只能有一个解释，那位球员得有个长相一样的兄弟。

　　由于少报年龄，俺们的球员轻易不能将年龄托出，事实上造成了晚婚晚育的大好形势。至于郝伟被揪出当然是个例外嘛，为此他将付出代价。

　　———《体育周报》为虚报年龄找的理由之一

　　中国足协在这次会议上又宣布处罚了1000余名超龄的青少年球员，超龄率占到这次骨龄检测被检查人数的27％。这是中国足协最近两年来第4次处罚超龄的青少年球员，但仍有这么多青少年球员“顶风作案”，虚报年龄。

　　———2002年11月的一则消息

　　超龄.小煤窑.死人

　　*作家赵瑜把球员改年龄称为足坛“腐败现象”。在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赵瑜表示，这样的腐败也必须尽快加大力度进行整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就像“山西小煤窑”一样，遗患无穷。

　　*赵瑜认为，不能把足坛整治腐败看得那么简单，“它不是孤立的，种种顽症的形成，绝非一日之寒。和许多行业整治腐败的难度相比较，足球因其巨大的利益吸引，可能会更难。”

　　“这使我想起山西的小煤窑，其多次发生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的矿难，和足球某些方面诸如改年龄这样的行为，有许多共性。”

　　赵瑜说：“小煤窑的不规范开采行为，多次造成悲剧，几十年来整治得不甚理想，怎样一个情景，可以参照来看。”

　　“山西小煤窑是地下的宝贵资源，煤层浅、易开采、市场大、成本低、见效快，在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其他财路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利益的驱动变成了残酷的现实。头天此矿发生矿难，彼矿却还在疯狂开采，遍地开花。

　　“山西有煤，对一个贫困地区来说，放着煤不挖，端着金饭碗讨饭，也不行，所以在处理矿难时，发生了许多值得人深思的故事。比如在黄河东岸的山西境内发生了矿难，第一反应就是掩盖，缩小影响，草菅人命后极力掩盖罪恶。矿工尸体由专门的‘职业杀手’来处理，一具一二百元，拉到河滩或山沟埋了。对上肯定是欺瞒，争取不引起上面的检查，但一旦掩盖不住，舆论纷纷、社会谴责，怎么办？这时就把前来追讨责任的矿工家属安顿到黄河西岸的陕西省境内，把消化、解决问题的场所搬到另一个省。陕西省并不干涉，这是我国地属权限造成的弊端。家属到陕西后，矿主就包下一个旅馆，一个个解决，互不通气，秘密处理。比如说一万不行，就给两万，不过最多也就两万，绝不再涨，如果不要的话，那就撤消‘指挥部’，到时候你找谁去？只得一万两万地同意了事。这样就消除了‘隐患’。矿难年年发生，一次少则死几十人，多则几百人，矿难的危险始终没有消除。”

　　赵瑜说：“人们为什么对山西小煤窑的矿难印象那么深？因为山西的小煤窑多。但其产业腐败和矿难的比例不见得就比其他省多。这种种现象在其他有煤的省份同样存在，山西由于小煤窑数量多，发生矿难频繁，引起媒体广泛注意，人们也就逐渐知道了内情。

　　“联系到足坛诸如改年龄一类的种种现象，也可以说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全国性的，不是局部的、个别的，而是整体上存在制度的缺陷。放着资源不用，心疼，而培育新的人才的机制，又难以做到层出不穷。整体上参与足球的青少年，成了少数人的事，技能好点的，更成了‘稀有动物’，大批优秀的青少年运动员难以开发出来，所以虚报年龄、资源重复使用的现象屡禁不止。”

　　“科学化大矿”是理想境界

　　山西小煤窑之所以矿难频繁，原因在于缺乏安全体系，而一套安全体系的建立，又需要不少的资金来作保证，小煤窑是不可能拿很多钱出来的，于是如此恶性循环一直循环至今。但一个科学化、现代化的大矿，由于有一整套安全体系作保障，死个人就成了稀罕事，在赵瑜眼中，这应该是个理想的境界。

　　“这些现代化的大矿，就相当于把矿工放在一个安全的保险箱里操作，矿工的知识结构很高，矿井管理极严，矿难也就很少发生。这些综合采煤设备，一开始都是从国外引进的，管理的机制也是向国外学的。现在许多大矿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向科学化的过渡，在引进先进设备的同时，也引进了好的规章制度，淘汰了一大批传统的老矿工。经过了十几年的阵痛，走上了科学管理的道路。但愿我们的足坛，能尽快缩短这个过程。”

　　赵瑜说：“足球的利益高不可攀，比如皇马，转一圈就收敛了无数的金银。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它不是靠胡来和胆大妄为换来的，而是依靠高超的技艺和一整套严密的管理体系换来的。一个俱乐部的兴旺发达，也同样只有在法制的维护下才能实现，现在人们呼唤法制来制约腐败，同理，法制也可以保护一个俱乐部持久的利益。否则就会像内蒙古草原一样，绿草被开发完了，老鼠把草吃光了，只剩‘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所以猫吃老鼠，使草原得以保存是好事。”

　　说到目前足坛诸如改年龄这样的腐败现象，赵瑜还是忍不住要用山西的小煤窑来比，“矿难发生，有一系列消灭罪证的体系，比如消灭尸体，安抚家属等等，用来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一切都是在不透明的‘漫漫长夜’里进行的。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公开地谈反腐倡廉，黑哨公开曝光，改年龄的球员和俱乐部被严肃处理，法制介入，公众对于丑恶现象的日益重视，也是一种进步，这说明我们的足球整体也在进步。”

　　赵瑜认为，足坛要勇于接受公众监督，乐于接受球迷批评，“以球迷为本位，而不是站在官办的本位，这样才能建设好我们的足球家园。”

　　资源贫困和管理苍白导致腐败

　　“文艺家们往往把煤炭比作乌金，这种资源埋在地下，一见天日便成了宝贵的财富。而青少年成材，优秀的也是凤毛麟角，这一点很像乌金。要让他舍弃不用，包括青少年自己，也肯定是不干的。在这个扭曲的环境中，别人都这么做，我却不做，那太不‘公平’了，别人就扎扎实实的纯洁吗？所以只好以不纯对不纯，用作弊对作弊，从而达到相对的‘公平’。”

　　赵瑜说：“还是回到山西，这个县在挖，那个县不挖岂不是吃亏了？这个乡发了财，那个乡却不动窝，可能吗？大家都来挖，法不责众，就达到了相对的‘公平’。

　　“山西小煤窑的矿难，是在一个经济贫困的省份有了突出表现，同理，足坛的腐败和弄虚作假，也是在足球资源贫困的国度里发生的。资源的贫困、管理的苍白无力，必然导致足坛腐败的严重性。所以从足坛的腐败，我们往往看到社会现象的缩影。同理分析，社会腐败现象也可佐证足坛的腐败现象。所以大家纷纷感叹足坛反腐败难度太大，就是因为社会是个总构成，足坛整体上看也是个利益共同体，这样一来，反腐倡廉就很难了。腐败成了常态，廉正倒成了特例，整体的腐败，稀少的廉正，它能不难吗？”

　　赵瑜说，最近他看了张健先生发表在《报告文学》上的一篇写足球?{5门兴5}#镙峤嗟奈恼拢睦镌椒⒊林兀拔腋械较袼镙峤嗾庋慕鹕谛蔚ビ爸唬踔劣龅揭恍┫饰酥脑庥觯闹杏凶啪薮蟮谋А！?

　　“其实作一个堂堂正正的裁判，比当一个黑哨难得多。改年龄也一样。因为张健告诉了我们一个‘大染缸’的环境，公平竞争者深受其害，体育运动本质受到亵渎，金哨的生存面临危机。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仍然像滚滚乌云，笼罩着绿茵，短时间内难以云开雾散。”

　　还是利益惹的祸

　　上个世纪70年代，赵瑜也曾经是一名专业运动员，说起当年，赵瑜有点怀念———因为那个时代，运动员中很少有改年龄弄虚作假的。“那时候目标单纯，腐败稀少，是由整体机制决定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利益可追求，因此我们在各级体委的大院里，看到的是单纯的训练和比赛，踢球也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赢了球重在精神奖励，顶多奖你一顶帽子或一身运动服，再不会有别的利益。各级专业队伍的名称，就叫‘某某体育工作队’，简称体工队，运动员就是普通的国家干部，所以腐败就没有滋生的土壤。那时候不仅足坛纯洁，整个社会都是以穷为荣的。

　　“但是，那样的一个社会，专制主义横行，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降在了全世界的最低点，带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因此不改革又不行，所以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腐败也就随之而来。巨大的利益诱惑，对应的是苍白无力的法度、制度，一时间，整治腐败呈现真空状态，权钱交易普遍盛行。所以我说，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腐败更可怕，比纯市场经济甚至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更可怕。如果干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人自危，失去了腐败土壤，谁还顾得上去经济上捞一把？集权可以管得住任何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它经历了几十年几百年的积累，逐渐健全了一套制度法规来制约、限制和整治暗箱腐败，增大了透明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公民，无论你是多大的明星，都要求遵纪守法，都在法律的制约下。我们经常看到体育巨星接受审判，就说明整体法规的健全，也限制了体坛的腐败。以上两种社会形态，都制约着足坛难以产生大面积腐败，而我们恰恰处在这两种形态之间，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旧的集权体制崩溃了，新的法制体系尚未完善，于是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滋生了种种腐败的丑行。仔细想想，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时期吧。”

　　小煤窑长期存在绝非耸人听闻

　　山西小煤窑还会存在多久？非人的矿难处理手段何时才会消失？赵瑜肯定地回答：“山西小煤窑仍会长期存在下去。原因很简单，一个经济贫困地区，放着资源不用，社会运转会很困难。我知道的是有些县，每年开个大会都没钱，还要在年初，由县里的主要领导，去找形形色色的‘污染大户’、企业家、开煤窑和炼焦碳的，去哀求人家：你看我们这个会，什么时候开才好啊？企业家正襟危坐，掐指而算：‘5月6月账回不来，7月8月资金紧张，9月10月差不多吧！’这类矿主和企业家，成了县里最主要的资金税收来源，甚至成了左右一个县经济、政治、文化的‘大老板’，重要的活动，必须要他投资才能进行。于是不难想像，这样的一级政府，怎样去制裁和管理企业的腐败，如此贫困，又怎能让他看着唾手可得的利益而不去伸手呢？”

　　(杨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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