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年龄黑洞系列报道(2)：宁可错杀不放过

　　我是你哥

　　一个记者采访一个有点儿名气的球员。只听说这位球员不好接触，想来想去，不知道拿什么打开对方话匣子。

　　挖空心思，找来这位球员所有资料细细研读。一天下来，终于学有所获，他掌握了 这位球员的隐私之一———生于1973年3月18日，与他的生日相同。

　　而这天，就是他刻苦研读的这天，已经是3月16日。

　　“哈哈，天无绝人之路。”

　　这位可怜的记者欣喜若狂。

　　到了3月18日，这位记者小心地揣上一张生日卡直奔球员宿舍。正在他用同一天生日的话题与对方拉近乎时，听到这位球员扫兴地开了口：“你搞错了，我的生日是9月13日，而且，我是1971年生人，比你呀，还大两岁呢。我是你哥！”

　　阎世铎：超龄只有一个字——杀

　　不久前刚刚闭幕的中国足球协会代表大会上，中国足协副主席阎世铎在报告中将“超龄”称为中国足球“四毒”之一。专门负责注册工作的中国足协联赛部副主任马成全介绍说，也正是因为阎世铎的全力支持，才使得清查超龄球员的工作得以开展。

　　在得知《中国足球报》对超龄球员的专题进行报道时，阎世铎不禁感叹：“终于有媒体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了。超龄问题确实是中国足球的一个毒害，以前我们很多青年球队可以打出好成绩，到了成年队就无所作为，其根本原因就是超龄球员所致。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被超龄问题毒害的队员已经是一代又一代了。必须明确一点，杜绝超龄问题是对中国足球大局的负责，我们希望从会员协会、俱乐部到教练、队员都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媒体应该在这方面加大宣传力度，使超龄问题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阎世铎表示，中国足协查处超龄队员的工作会坚持下去，因为这是一件事关全局的大事：“最近几年，中国足协查处超龄队员的工作已经做出了一些成绩，但处罚只是一种手段，事实我们并不希望那样做。使足球界各方面都能意识到超龄问题的危害，从而使这种问题越来越少，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本报记者赵了了)

　　超龄最新案例:大连15名作假球员遭处罚

　　2003年8月7日中国足协下发了对大连市弄虚作假青少年运动员及大连市足球协会处罚的通报，大连市中山区体校15名队员在注册过程中弄虚作假被处以停赛两年的处罚。

　　中国足协联赛部在大连市中山区体校上报的28名注册制证的运动员中，发现有15名队员在2002年已经办理了参赛证件，此次采用更改姓名、年龄、身份证号和户籍证明等手段，试图蒙混过关。

　　联赛部工作人员根据底档比对得出结论，该15名队员绝大部分更改了姓名、年龄，但其监护人的姓名却没有更改，如果注册资料属实的话，就会得出“一名家长在12个月之内生出了两名孩子，而这两个孩子的出生日期是同月同日的(出生日期只改年份不改月日)”结论。

　　一名母亲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在12个月之内连生两个孩子已属鲜见，而两个孩子的出生日期还同为一天就更为稀罕。更恐怖的是，仅大连市就发生了15个这样的案例，偏巧这15对兄弟全都集中在大连市中山区体校踢球，这样巧合的奇闻简直是闻所未闻。(本报记者赵了了)

　　三人小组卷起清查超龄风暴

　　2001年，中国足协专门成立了注册办公室，由马成全担任主任，其主要任务就是负责会员协会、俱乐部以及球员的注册工作。正式编制中，注册办仅有两名工作人员，包括后来借调的一名工作人员，注册办也仅有“三人小组”的规模。从那个时候起，注册办开始清查超龄球员的工作，建立规章制度、测骨龄、调研、处罚，“三人小组”一直在高速运转着。

　　目前中国足协注册办已经不复存在，马成全任中国足协联赛部副主任，分管注册方面的工作，但事实上与他并肩作战的仍然是原来的两名“战友”，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马成全已经可以拿出一份清单———

　　截止2003年5月底，通过自查自纠改正虚假年龄的共计1600人，发现故意更改年龄或是在注册工作中弄虚作假的542人(均停赛一至两年)，骨龄测试超标的1921人(停赛一年后参加相应年龄段比赛)。

　　5月之后，联赛部又对外公布了对于大连市中山区体校15名队员停赛两年以及对山东鲁能俱乐部杨林林禁赛两年的处理决定。

　　马成全介绍说，他们将陆续将清查超龄工作的结果公之于众，发现一个查处一个，谁也不要抱有侥幸思想。(本报记者赵了了)

　　马成全：超龄，宁错杀不放过！

　　马成全的办公室在足协办公楼三层最里面的角落里，由于与借调来的小张共用一间办公室，所以屋里便显得有些拥挤。不为人知的是，就是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却握有上千青少年球员的生杀大权。关于超龄球员的问题，中国足协联赛部副主任马成全接受了《中国足球报》的独家专访。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我们接到了山东鲁能俱乐部的一纸传真，内容称在杨林林虚假年龄一案中，俱乐部是毫不知情的，对遭到中国足协的处罚感到委曲。于是我们想到，试想俱乐部在招生过程中，显然不可能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小球员的年龄逐一核实，也许鲁能俱乐部确实有些委曲？

　　马成全：那只是山东鲁能俱乐部下属足校的一份说明，称不上是上诉状。根据我们查实的情况，杨林林更改的年龄将近四岁，这种年龄差异在青少年球员中应该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杨林林入选了U17国家队，对于这样的重点球员，俱乐部当然应该负有调查核实的责任。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那么多青少年球员，你们怎么发现的杨林林呢？调查过程中，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马成全：线索是有人举报。杨林林原在江苏踢球，现在与他同一批踢球的队员有的已经进入了一线预备队。接到举报后，我们认为其中确实有疑点，于是我们专门派人到江苏，通过户籍、学籍等方面的调查，发现杨林林更改年龄将近四岁。杨林林的户籍底档年龄没有变更，这说明他向鲁能方面提供的户口身份证明是不真实的。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超龄问题被揭露出来之后，往往队员称是教练指使之下才改的年龄，而教练会表示那完全是队员的个人行为。

　　马成全：这种互相推托的借口是根本不成立的。户口本都在队员手里，队员自己如果不愿意改年龄，教练员直接去替队员改年龄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有的教练确实会要求队员改年龄，甚至称队员只有改过年龄加入下一年龄段的球队才可以同意入队。因此，在年龄问题上弄虚作假，无论是教练、队员甚至个别地区的主管部门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都是为了短期内的局部利益，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请介绍一下近年来查处超龄队员的工作。

　　马成全：从2001年我们开始了第一次骨龄测试，随后我们下发了一份通知，要求各地开展自查自纠，凡是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将虚假年龄更正的，不予处罚。然后我们就在每年青少年球队集训的时候，严格测试骨龄，凡是超标的一律停赛。目前，检查超龄问题的主要手段就是依据骨龄测试，其实这在国外原本是预测运动员运动寿命的一种参考数据，在我们这里成为查处超龄问题的依据，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我们统一在球员14岁15岁这个年龄段进行检测，如果通过测试，今后将不再接受测试。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以杨林林为例，鲁能方面称杨林林曾通过多次骨龄检测，这是否说明骨龄检测并不足以完全杜绝超龄问题？

　　马成全：确实，仅凭骨龄测试不可能完全杜绝超龄问题，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青少年球员的骨龄生长并不完全一致，个别球员骨骼发育较晚，那么就给更改年龄提供了条件。比如说，原来我们骨龄测试的标准是超出骨龄1.5岁的即为超标，如果一名队员骨骼发育比同龄人晚两年(这种情况虽然少见，但还是存在)，按规定又可以超出一岁，那么就算他把年龄改小三岁，也是可以通过骨龄测试的。第二，我们也曾发现在骨龄测试进行舞弊的，比如买通医院，请人代测之类的。因此杨林林曾通过骨龄测试是有可能的，但我们调看了杨林林的户籍底档，可以证明他确实更改年龄，处罚他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照你刚才所讲，倘若有的队员骨骼发育比同龄人早的话，那也有可能通不过骨龄测试？

　　马成全：事实上，确实存在你说的这种情况，但我们把这种误差率限定在5％，也就是说，100名骨龄超标队员中，可能会有5名是被冤枉的。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这样说来，岂不是宁可错杀不能放过了吗？

　　马成全：坦白地讲，错杀是客观存在的，侥幸逃过的也是有的，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把骨龄测试的标准压低到1.3岁，今后还会压低到1岁，尽可能降低超龄队员侥幸通过的可能性。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确实有的队员骨龄没通过，却有相关的身份证明他其实没改过年龄的？

　　马成全：有，有的队员家长甚至拿着发黄的出生证、剖腹产手术单、独生子女证来证明孩子的年龄是真实的，这个时候我就会感觉特别对不起人家队员家长，同时也实在是无能为力。要知道，现在很多队员向俱乐部提供的户口本都是伪造的，如果我同意说你有足够的身份证明便可以免予处罚的话，那么造假者将应运而生，他们可是什么样的证明都能造得出。所以，现在规定既然写明了超标者如何处罚，我们只好严格执行规定，这也是从大局出发的。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超龄问题经常会闹出一些笑话，比如有的队员改完年龄之后，户口本上的年龄比自己的亲妹妹还小。再比如说，前几年有改过年龄的队员，拿着户口本去结婚的时候，由于不够法定结婚年龄而被拒绝。

　　马成全：我们的骨龄测试是从85—86年龄段开始的，那个时候《中国足协注册工作管理暂行规定》刚刚出台，测试的标准、相关规定都在摸索当中，或许会存在不严谨的地方。但即使是那个时候，当时高洪波所带的国少队在测试中查出了10多名超龄队员，中国足协痛下决心，全部除名。从87—88年龄段开始，超龄队员的概率就非常小了，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量非常大，目的就是为了早一天杜绝超龄的现象。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哪一个时间，中国足球就完全没有超龄现象了？

　　马成全：非常遗憾，我暂时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举个非常相似的例子，我国刑法对于贩毒有那么严厉的打击手段，买卖50克就会被判死刑，但仍有人会铤而走险。同样的道理，个别运动员，不排除会为眼前的利益心存侥幸，所以我在工作中时常会感到一种责任，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必须想方设法制止这种行为。(本报记者赵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