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报·新周刊》：这一个个厚厚的文件夹就是一个中超俱乐部全部的审查资料吗？

　　郎效农：本来每个俱乐部这样一个文件夹就够了，但事实上，他们提供的文本中，往往会有多个附件，这样加来加去，每个俱乐部至少就要两个文件夹才够用。当然不止是我一个人看，我们有一个小组在工作，我们只有通读了这些资料之后，才能知道他们的资料是否

齐全，是否达到了中超的18条标准。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既然在规定的时间内，大多数俱乐部都没有交齐完整的资料，那么是不是有可能你们要求的标准过于复杂了？

　　郎效农：我可以举个例子，重庆力帆是第一个交来完整材料的俱乐部，并且像这种事，人家向来都是准时提交。既然他们可以做到，其它俱乐部为什么不能做到？其实，其它俱乐部往往没有仔细读懂18条标准的要求，有些明明要求公证的内容，交来的材料中却没有公证书。当然，现在正处在联赛期，各俱乐部人手有限，有些材料的准备确实比较费时，所以我们对截止日期还是掌握得比较宽松。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大致看了一下中超的18条标准，能否介绍一下这些标准都是依据哪些方面的要求制订的？

　　郎效农：主要的框架是依据《公司法》，因为中超联赛首先需要一个规范的框架，这就必须与国家的相关法律一致。我们也向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的有关部门咨询过，他们介绍了很多的经验。另外，我们还借鉴了国家对于上市公司的有关管理办法。按这样的标准办，进入中超联赛后，现在俱乐部的一些弊端就有望得以调整。

　　18条标准造就中超门槛

　　10月15日是中超俱乐部补交审查材料的截止日期。但这一天，中国足协联赛部主任郎效农并没有过多收获。他接到更多的电话，反而是一些俱乐部延缓提交材料的要求。好在，随后的两三天中，大多数俱乐部陆续交来了材料，本报记者在他的办公室目击了这一过程——

　　收入三千万并非空想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标准中有一条，要求中超俱乐部年收入在3000万以上，进入中超前不得连续三年亏损，并且进入中超的当年不得亏损，在大家看来，这些要求似乎是难以完成的。毕竟我们的印象是，现在基本上大多数俱乐部都是亏损的。

　　郎效农：从表面的情况看，似乎是这样，不过我们必须要明确一个道理，目前的俱乐部大多数没有实现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因此出资方大量无偿占用了俱乐部的资源，导致了俱乐部财务报表的亏损。但事实上，进入中超后，按照“两权分离”的要求，俱乐部被无偿侵占的这部分资源得以实现后，盈利将是非常正常的结果。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我们还是无法凭空得出盈利的结论。

　　郎效农：以某俱乐部为例，职业联赛的前若干年俱乐部没有出售冠名权，而是由出资方占用了球队冠名，同时出资方却没有为此支付给俱乐部冠名费用。按照通常的市值，这部分资源至少在2000万左右。试想，如果一家俱乐部能够有2000万的冠名权收入，再加上球票、广告、电视转播等收入，一家俱乐部每年3000万的经营收入是非常容易实现的。根据中超的要求，这3000万不得包括球员转会的收入。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如果球队冠名权可以出售的话，或许这笔钱是有保障的，不过凭什么就可以认定冠名权至少值2000万呢？

　　郎效农：我说的这个数字只是一个平均值，事实上恐怕还会更高。北京、辽宁、大连、上海等多数俱乐部所签的冠名赞助合同，市值都超过了这个数字。当然，我们要认识到，足球俱乐部更适合自己有商业产品的企业来经营，比如大连实德接手大连队之后，他们的塑钢形材销售就获益良多。徐明告诉我，在接手大连队之后，实德集团每年的广告费是7000万，但知道实德这个品牌的人并不多。但接手球队之后，实德集团的子公司的经理通常都会在大连实德俱乐部挂名董事，人家生意伙伴一看是在实德俱乐部任职的，使得他们的销售工作非常轻松。某一企业在接手球队之前，年利税是2. 8亿，在接手球队的当年，利税就达到了8. 2亿，这就是足球俱乐部带来的明显效益。在西部的一个省份，一个评估师曾对一家俱乐部的资产进行评估，经过与同行业其它企业对比，同等条件下，拥有足球俱乐部的企业每年就能多获利数千万元。听到这样的对比，仅球队冠名权这一项值2000万元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中超标准对于俱乐部基地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这是出于哪方面考虑的？

　　郎效农：对，我们要求训练基地至少拥有四块草皮训练场，并且俱乐部拥有基地的所有权或者控股。我们曾经考虑过，是不是长期租用(至少20年使用权)合同也可以，但最后还是被阎世铎否决了，因为我们担心租用合同随时有可能被中止。要求严格了，俱乐部这方面的问题也就多了。比如说，我们要求，基地要提供土地使用证，由于客观原因不能出示土地使用证的，则必须提交所有权公证。以某俱乐部的基地为例，其中只有一部分面积可以提交土地使用证，另一部分则为从农民手中转让过来的农用地(根据有关规定，农用地可转让承包租凭但不得改变用途)。要知道，一户农民一般也就拥有一、两亩土地，多的也就四、五亩，那个俱乐部收购的面积多达200多亩，交给我们的就是他们挨家挨户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上面都按着农民血红的手指印。我一看这将近100份按着手指印的合同，我心说这可不行啊，谁知道这是谁的手指印啊，这得给我公证才行啊。这么一说，那家俱乐部的老总也犯了难，对这么多份农民的合同进行公证，意味着公证处要挨家挨户去取农民的手指印模，万一农民不在，公证处的人就得再跑第二趟、第三趟，有一份合同公证不了，俱乐部的基地面积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拖到现在，这家俱乐部基地的所有权还没有办理完毕。

　　合同不能只按红指印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其实对于球迷而言，更关心的是进入中超之后，比赛方面能有什么样的改变，比如最近几轮联赛频频暴露的裁判问题。

　　郎效农：我一直就是这个观点，裁判也是人，肯定会出现失误。我对俱乐部总经理也是这样讲，裁判出现失误，有受损失的，肯定也有占便宜的，怎么从来没见哪个队赢了球怪裁判判罚不公的？占了便宜的时候就不叫，吃了亏就叫个不停。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那么我也举个例子，你去饭馆吃饭，服务员一不小心把一盘菜全扣你身上，难道这种失误也是允许的吗？

　　郎效农：我还真就碰上过这种事。有一次我们足协一起聚餐，那个小饭馆的小姑娘一没留神把一盆热汤全扣我后背上了，那时候是夏天，我只穿了件衬衫。我当时真就一声没吭，回过身还问她“烫着你没有”。她肯定也不是故意的，责怪她有什么用？

　　《中国足球报·新周刊》：你这只是个别现象，从你个人的角度谅解她只是事情的一方面，但并不能说明她把汤扣你身上的行为是正确的。同样的道理，裁判员的失误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是应该得到纠正的。

　　郎效农：说实话，我对这些细节考虑得并不多。仔细想想，整个足球发展的环境并不健全，单纯地要求某一方面达到先进的层次，这现实吗？我现在脑子里想的最多的就是整个中超联赛的构架，只有在一个科学、先进的框架之内，联赛才会有健康的发展，你刚才所讲的那些细节问题才会得以根本解决。我一直认为，如果说国家队水平不高，那根本原因就是在于联赛水平不高。

　　本报记者赵了了特约记者徐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