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白毛女》中的杨白劳不懂欠帐有理的法则，只好选择喝卤水自杀。中国甲级俱乐部欠债的数额对杨白劳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却没有人因此动过自杀的念头，相反作为一个俱乐部的总经理，仍然可以向队员夸夸其谈地许下天花乱坠的诺言。然而，当所有的诺言被残酷的现实击碎，球员乃至一些教练终于愤怒了，一场席卷中国足坛的追债风暴已经开始孕育。

　　6月中旬在上海召开的足协工作会议上，陕西国力俱乐部董事长李志民与大连实德俱乐部副总经理林乐丰、力帆俱乐部副总经理吴政等人一起聊天。国力是各俱乐部中名气最大的穷俱乐部，但李志民在这些阔俱乐部的总经理面前并不觉得低人一等，他侃侃而谈：“你们都说自己经营俱乐部赚钱，现在没有记者在场，你们说到底赚钱还是赔钱？”几个大俱乐部老总面面相觑，终于交了实底：这年头做俱乐部少赔一点就当赚钱。正是俱乐部缺乏造血机能，才处处依靠母体公司的资金注入，而对那些没有后台的俱乐部而言，不得不面临着举债度日的艰难岁月，拖欠球员的工资和奖金也就屡见不鲜。这一切都为球员追债风暴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一)

　　这次足坛公开的追债风暴始于四川。

　　2003年6月23日下午，成都某律师事务所两位律师来到成都市劳动仲裁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劳动争议仲裁申诉申请书”。申请书的核心内容是黎兵、高健斌、姚夏、魏群、徐建业五人诉讼四川大河俱乐部拖欠204万元劳动报酬，这是中国球员第一次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四川大河足球俱乐部2002年接手原四川全兴俱乐部，接手全兴俱乐部之后，大河俱乐部和高健斌、姚夏、黎兵、魏群、徐建业等人签定了工作合同。在2002赛季结束后，这五名球员选择了退役、转会以及租借。按照正常程序，队员们就应该到俱乐部财务室办理手续领取工资、奖金，俱乐部也应该及时按照合同规定支付队员报酬。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队员们应该得到的报酬被“冻结”起来。大河俱乐部在当初承诺这些队员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随着大河俱乐部的转让，此事也变得遥遥无期。在大河公司接手四川全兴俱乐部之后，大河俱乐部很快按照上一年的工作合同，和所有队员签定了新赛季的工作合同。当时大河俱乐部的法人代表是总经理曲庆才，因此所有队员的合同都是和曲庆才签定的。签定了一份新合同，所有队员都觉得是高兴的事。而大河俱乐部也完成了转让，以1000万的价格转让给冠城俱乐部。转会和转让过程完成之后，队员原以为拖欠的工资很快能够拿到手，但几位队员多次和曲庆才打电话，都没有得到准确的答复。大河俱乐部法人曲庆才6月初离开成都，大河公司在成都唯一的关联人士曲庆才都选择了离开，让这些队员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此前的一些球员和俱乐部的劳资纠纷，最终连俱乐部都不知道去那里了，所欠的工资和奖金自然也成为泡影。有关人士透露，大河俱乐部此前之所以一直不愿按照合同条款支付所拖欠的工资、奖金，并非俱乐部的原因，而是大连方面的从中作梗。有关法律专家向《足球周刊》解释说，尽管都认为

　　此事是大连方面的原因，但在法律上，大河与大连方面，甚至与现在的冠城足球俱乐部，彼此都是相互独立的，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方面的联系。因此五人只能起诉大河俱乐部。

　　在川军五老臣状告大河俱乐部不履行合同之后，不少队员表示，大河俱乐部不按合同办事是经常的事。俱乐部至今仍欠李庆、史永强、马荃等多名队员的工资。去年离开球队的苏耀坚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苏耀坚一直是球队的主力后腰，但是去年大河俱乐部却一直没有和他签定工作合同，大河俱乐部一再表示要和苏耀坚签，但是联赛开始一半了，俱乐部还没有签合同的意思，最终倔强地苏耀坚选择了退役。去年的可可托维奇事件也是不尊重合同的典型。可可托维奇离开大河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大河俱乐部迟迟不和他签定工作合同。身为外教的可可托维奇的自我保护意识自然很强，在申花提出邀请后，可可托维奇为了一份合同而离开大河。

　　同样的例子还出现在守门员教练马瑞安身上。无法想象，马瑞安去年在川队干了一个赛季，但直到联赛结束他都没有签定合同，也就是说大河俱乐部随时可以赶他走人。从以上三个例子不难看出，在尊重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大河俱乐部的法律意识是如此的薄弱。

　　成都市劳动仲裁委员会接到仲裁申请之后，立即召开专门会议。五位当事人的特殊身份也让劳动仲裁委员会在处理此事上非常的谨慎。7月7日，成都市劳动仲裁委员会将此事正式上报国家劳动部。由于此事牵扯面比较多，成都市仲裁委员会出于保护劳动者利益的角度，将此事的材料整理之后，上报了国家劳动部。请国家劳动部批示如何处理，毕竟处理如此大金额的劳动仲裁还是非常少见。特别是此事牵扯到众多名人。据悉，劳动部也将就此事专门讨论，然后再给出一个基本的处理意见。然后由成都市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由于此事的特殊性，五虎状告大河俱乐部一事，很可能成为中国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一个里程碑。

　　(二)

　　辽足俱乐部曾被称为提款机，但显然，这部提款机并不是为球员服务的。在甲A，辽宁足球俱乐部球员的工资待遇并不是甲A俱乐部最低的，但他们是为数不多没有钱花的百万富翁。

　　不论是俱乐部董事长曹国俊还是现任总经理张曙光，都反复强调球员的工资水平可以排到甲A前列。但是，两年以来工资奖金的拖欠，让这些平时出手相对阔绰的辽足球员在花钱时变得谨慎起来。2003赛季开始后，辽足球员就没怎么拿到过工资和奖金。辽足从北京返回辽宁后，很多一直对家安哪里比较犹豫的球员迫不及待地想买房子、买车子。而工资和奖金没有到位，其中不少人选择了贷款的方式。

　　在辽足球员当中，工资档次分为若干等级。李金羽、肇俊哲两位偶像球员理所当然拿到球队当中的最高年薪，他们各自的年薪都在200万元左右。而下一个档次是入选过国字号球队的或者在球队有一定基础的主力球员，比如王亮、吕刚等，他们的工资水平在60万-80万元之间，主力和替补边缘的球员年薪在20万-40万元间，还有一些具有相当实力的年轻球员在10万-15万元左右，余下的球员工资水平不等，一般年薪在3万-7万元左右。如果算上比赛奖金，一般的主力球员在每年的收入应该达到70万元，最高应该在230万元左右。在这样的收入水平群体里，球员都养成了较高品质的消费观念。但是，短短两年时间，很多球员在消费的理念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不能不说与辽足俱乐部在拖欠工资奖金的现状有着必然的联系。

　　2002年，辽足俱乐部迁到北京后，经营状况非但没有改变，反而出现了大幅度下滑。此前拖欠球员的工资和奖金虽然大部分已经发放，但依然有高额拖欠。其中一些教练员、球员和工作人员的部分奖金至今没有到位。已经离开辽足俱乐部的一些球员至今还在通过各种渠道讨要这部分欠款。

　　2003年下课的主教练王洪礼年薪是80万元，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到位。当准备赴南京担任有有队主教练的他到北京要债时，俱乐部的一位老总万般无奈地说：“这样吧，王导，我们现在俱乐部确实没有钱，你干脆把我们俱乐部门口的那台捷达车开走吧，反正手续都是沈阳的！”王洪礼无奈地笑笑表示以后再说。事后，王洪礼半开玩笑地谈到此事，“我儿子的宝马我都不稀罕，还要那破捷达啊！”

　　离开辽足的所有人几乎都是辽足的债主，这在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传统。“辽足俱乐部虽然是股份制，但他们在财务管理上一度非常混乱，家族式的管理也存在一些无法根除的弊端。很多欠款拖来拖去就成了死帐，干脆就不认了。”一位离开辽足俱乐部的工作人员曾经这样说。南京有有的球员将辽足俱乐部告上法庭也是基于拖欠的问题。当时辽足俱乐部的总经理程鹏辉向球员许诺，如果辽青(后来的葫芦岛队)能够从乙级冲上甲B，辽足俱乐部将发放300万元的晋级奖金。辽青后来真升上了甲B，但这笔奖金也随着程鹏辉的离去而成为空头支票。愤怒的球员在沈阳法院起诉了辽足俱乐部，有有俱乐部也看不过眼，扣留了辽青的转让资金，拒绝支付给辽足俱乐部。如果每个人都要告辽足的话，那么不单是有有队这30多号人，恐怕要到三位数了。

　　球队回到辽宁，球员终于有了回家的踏实感觉。一位替补球员立即买了一套价值70万元的别墅。按照他的工资水平，完全可以采取一次性付款的方式，但他根本无法一次性付清房款，只好采取贷款。“我的房子已经开始装修了，我的父母拿了一部分钱，剩下的需要我来偿还。一个月得还大约6000元左右，我一个月工资是一万多元，给银行大笔，自己生活还得一笔，如果工资不能按时发，我可太累了！”

　　另一名球员是车迷，但他一直没有买自己喜欢的车。最近，他选了一台价位在20万元以内的国产车。“我是想买好车啊，但是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如果俱乐部能够把欠的钱都还我，我还能考虑考虑，但现在还是实际一点吧。说实在的，买好车自己开着也舒服。”

　　许多辽足球员在回归后都准备或者已经实施了买车计划，30万元以下的车成为他们考察的主要范围，这其中包括尼桑、宝来、本田、丰田系列等品牌的中端产品。球队当中惟一的算是高端车主的王亮拥有一台宝马7系列的红色轿车，但这是王亮在两年前买下的。当时虽然辽足有拖欠工资的现象，但到了年底还能全部兑现。当时，拥有宝马的还有已经加盟青岛的肖战波。而现在辽足球员当中除了王亮外，也许就是具有超前消费观点的徐亮了，他买了一台本田SUV，价值35万元。这已经是辽足回归之后出手最阔绰的一名球员。

　　“买车真的很方便。我们的基地在郊区，家都在市区内，但我现在还没法一次性拿出二三十万元来买车，可以交一部分，然后向银行贷10万或者15万，这样可以保证在工资不能及时兑现的情况下提前开上自己的车。”一位替补球员说：“不过，将来还要买自己的房子，开销还会更大，没钱怎么行？”

　　一位球员说，他的父母和女朋友一直在四处选房子，的确看好了几个，但现在迟迟没有定下来，就是因为要看看工资奖金兑现的情况。“安家立业嘛！不安家，怎么立业！我们虽然一年四季都在外面奔波，但总得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吧。”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最基本的想法促使球员们在不久前跟俱乐部发生了一点冲突。在辽足回归揭幕战与青岛队的比赛赛前动员会上，球员问来作动员的总经理张曙，到底什么时候发工资和奖金。当时几位情绪激动的球员还站起来指责俱乐部把钱都弄到哪里去了，其中吕刚和王亮提出张玉宁等球员转会2000多万元费用到底哪里去了。张曙光被问得哑口无言。事后他在媒体上指责球员的行为非常自私，而辽足球员在私下里则大骂俱乐部在此问题上一贯无赖。肇俊哲甚至站出来针对俱乐部的做法给予回击。

　　到今天为止，辽足俱乐部在拖欠问题上依然大唱高调。总经理张曙光认为，拖欠问题的出现是因为俱乐部资金周转问题，而且其他人也拖欠辽足的钱。“正因为他们欠我们的钱，像我们这样自负盈亏的俱乐部就肯定要拖欠球员们和俱乐部工作人员的钱。但我相信随着辽足的回归以及各界的重视，辽足一定会从困难中解脱出来。我敢保证，辽足不会拖欠球员们一分钱，俱乐部有了钱一定会先考虑球队。我们俱乐部工作人员从2002年年底到现在也没发一分钱啊。”

　　不管俱乐部怎么说，球员始终相信钱发到手里的感觉才是真实的。很多球员苦中作乐，干脆将拖欠工资奖金这件事当成培养节俭生活习惯的一种手段。“以前我买东西根本不考虑多少钱的问题，现在真是变了，都要左思右想，反复权衡一下到底需不需要。有一段时间真的没钱了，还得跟父母和女朋友借。”这位球员说：“想开了，就当把钱存在银行里了，反正俱乐部不会赖帐。但惟一的坏处是，这个银行不是随时能取钱的！”

　　(三)

　　大连人刘志才做教练一直鲜有建树，因此他的名头也不为众人熟知。但刘志才冲冠一怒为金钱，扣留队员的参赛证以要挟哈尔滨兰格俱乐部的做法却让他名噪一时。

　　从重庆力帆被复辟成功的塔瓦雷斯赶下台的刘志才辗转来到刚刚升级的哈尔滨兰格，但他的执教生涯并不平顺。在兰格他带领球队经历了第二阶段开始后的三连败，加上他不善于与队员乃至俱乐部的领导沟通，俱乐部对他的能力也产生了怀疑。俱乐部总经理李海生决定“拿下”刘志才。他被炒了鱿鱼，7月22日，李海生通知毫无下课思想准备的刘志才，而此俱乐部应该发放的工资还只是刘志才手上的一堆白条。感到受了伤害的刘志才下课后想到的就是要把白条兑换成人民币，而他所能想到的对付俱乐部最有效的办法便是拿走球员的参赛证，以此要挟俱乐部发放拖欠的工资。

　　刘志才出此下策，是否有报复兰格的想法，这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但从兰格方面来说，的确也有些理亏，拖欠一个被炒了鱿鱼的主教练工资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因此当刘志才扣留参赛证后，兰格俱乐部董事长也只能恨恨地骂刘志才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骂娘”的小人，此外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办法。而刘志才通过并不高明的手段把自己手中的白条变成了一个月之内可以兑换的现金，自身的权益似乎也得到了维护。

　　在谴责刘志才作法的同时，老板刘志圣也只能面对资金短缺的尴尬。在联赛开始前，兰格俱乐部的球迷了解到俱乐部财政状况困难，甚至还自发组织捐款来帮助俱乐部共度难关。但球迷的热血沸腾的捐款并不能帮助一个甲B俱乐部支撑江山，路还需要自己去走。而兰格这样一个民营企业的确勉为其难，因此，俱乐部拖欠教练和球员工资的事情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参赛证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但在兰格俱乐部却留下了不可抹去的痕迹。俱乐部目前还拖欠球员几个月的工资，球员肯定不会像刘志才那样把参赛证扣留来要挟俱乐部发工资，但财政上的窘境一经公开，球员的士气必定受到影响。事实证明刘志圣的担心一点不多余，在刘志才辞职后的两场比赛中，兰格连吃败仗，将连败记录扩大到了5场。

　　另一家有代表性的甲B俱乐部是甘肃天马。年初这家在海埂买进加斯科因的边远球会赚足了风头，但加斯科因的一去不返让这家幻想通过炒作一步登天的小俱乐部终于明白，他们的庙实在小得不足以供奉加斯科因这尊佛爷。事情还没有完，加斯科因不仅发誓不再回来，还把天马俱乐部告上了国际足联。这让困顿中的新任总经理张桐坡十分恼火，他不止一次向媒体解释：“加斯科因是4月8日离开球队的，而我们当时支付的

　　工资已经到了4月16日，已经多支付了他8天的工资。所以不存在任何拖欠工资的行为，这儿有他领取工资的收据。商务开发费用总共15万元，按照双方的协议是分三期支付，分别是5月10日、8月10日和11月10日，但他4月份就已离队，并且没有进行任何商务开发活动，凭什么要付商务开发费呢？”

　　加斯科因看来并不惧怕把事情闹大。他已经通过国际足联球员身份委员会向中国足协发函，要求天马必须在8月1日前作出明确解释。曾经扬言要向国际足联状告加扎的甘肃天马不得不为这样纠缠不清的官司劳神，不过张桐坡并不服软，他用一句有些让人费解的话来表明他要和加扎斗争到底的决心：“我虽然不主张大国沙文主义，但决不允许一些弹丸小国的球员在我们这里胡闹！”

　　事实上还真有人在张桐坡那里胡闹了。在张桐坡到天马上任的新闻发布会上，球队外援谢利就与另一位外援大闹会场，要求张桐坡和俱乐部董事长张德庆立刻兑现他们的“血汗钱”。这件事情刺激了张桐坡，但俱乐部一穷二白的现状让他这位见过大风大浪的人物也感到束手无策。俱乐部拖欠工资的事情让张桐坡无话可说，而一些球员在无望得到俱乐部的欠款后，连讨债的事情都懒得去做，中场队员任猛从八一转会到天马，由于不满待遇过低以及俱乐部经常拖欠工资，已经决定挂靴，他说自己从来不指望天马俱乐部能够给自己太高的待遇，流落到甲B只能怪时运不济。张桐坡上台对天马是一个刺激，他的那一套拳脚一路打下来，俱乐部渐渐有了起色，但张桐坡和天马俱乐部还要面临许多烂帐的困扰。如何度过难关，与哈姆雷特的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一样让天马困惑。当然这也困或着甲B几乎所有的俱乐部。立志冲击中超的长春亚泰以及厦门红狮都曾经遇到或者正在面临着拖欠球员工资的困境。尝试着从财政赤字的泥潭中挣扎上岸，这对一个甲B俱乐部来说，是最现实而迫切的问题。

　　(四)

　　对俱乐部拖欠球员工资的现象，中国足协有关部门早有耳闻，但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一直有，但从来没有队员向我们提起诉讼要求，因为俱乐部拖欠工资的事情虽然存在，但几乎所有俱乐部都是拖而不欠，拖一段时间，他们都能把工资补发。”刚刚从香河赶回北京的足协诉讼委员会主任王有民显得非常乐观。但当记者提到四川大河的五名队员状告俱乐部的事情时，王有民却推说这个问题没有时间探讨。

　　在足协官员看来，拖欠球员工资和奖金的事情通常只在一些贫穷球会中间发生，但殊料即使在一些看似实力雄厚的大俱乐部，一些拖欠球员款项的事情也时常发生。山东鲁能的王超自从与妻子发生家庭纠纷被当地公安部门判了拘役刑罚后，俱乐部就趁机取消了与他原先签订的合同，仅仅供应必要的生活费。在整个事件中自知欠了俱乐部情面的王超自然不好提出异议，对不公平的待遇只好忍气吞声。私下里王超经常自嘲：“我现在是整个甲A最穷的一个人。”这并不是一句夸张的哭穷，从他的别墅里逃出来的王超只带了600元钱，而他以前所有的积蓄都被名存实亡的妻子占有。通常王超想买点东西都要向队友借钱，数额仅有几百元。落魄的王超自然知道，固然是自己的错误导致了目前现状的窘迫，但真正的原因还是俱乐部领导在对待球员本身的问题上太抠门了。

　　已经转会到陕西国力的郝伟提起鲁能俱乐部，也没有多少美好印象。在他留在鲁能的那段时间里，他也遭到了与王超类似的待遇，对此，郝伟并不想多说什么，

　　“我知道因为自己的过失给俱乐部造成了损失，他们那样对我也可以理解，但我作为现役球员生病住院做手术的费用，他们一直拖欠却没有道理了。”尽管郝伟离开鲁能已经有大半年时间，但鲁能俱乐部拖欠他的医疗费用仍然石沉大海，

　　“我知道这已经没什么希望了，我们家也不缺那点钱，但关键是他们做事情太让人寒心了。”

　　对于现役球员，俱乐部拖欠他们的工资或者奖金还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对那些已经退役的球员，一旦淡出人们的视线，他们与俱乐部之间的那笔烂帐便要彻底坏掉了，对此足协更有理由摆脱得干干净净。前辽足运动员于飞已经厌倦了去辽足讨债的生活，他把事情委托给家人，但他知道要回俱乐部拖欠自己工资的可能已经十分渺茫。从陕西国力退役的魏意民在大连附近的海域搞起了水产养殖，做队员时看起来并不重要的一笔钱对目前的他已经显得十分重要，但魏意民知道从国力要钱出来的难度要远远大于他把一头小鲸鱼养大。本来已经从国力退役的江洪又重新披上战袍，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为了报答主教练卡洛斯的知遇之恩，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陕西国力欠他的钱太多，他不得已才重新回来，这样才有希望拿到一部分自己的欠款。

　　对这样的事情，足协显然无力兼顾。从重庆力帆转会到青岛海利丰的球员戴振澎说起足协对他的诉讼的处理，既生气又无奈，“足协只知道踢皮球，两家俱乐部又互相推诿，我只能等待。”

　　像戴振澎这样等着裁决，拿到俱乐部欠款的球员有多少？足协不知道，似乎也不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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