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首战辽宁，每轮之后都跟当值裁判
处得不愉快，甚至被逼三次申诉
甲A刚过6轮，除了首战赢了辽宁队之外，北京国安俱乐部在每轮之后都跟当值裁判处得极不愉快，甚至被逼三度申诉。一个焦点问题凸现在人们面前：裁判，你们干吗老跟国安
“过不去”？
国安与裁判如此大规模地“交恶”是从来没有过的，这种现象极不正常。此事也许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某种势力蓄意“整”国安；另一种可能是国安由于种种成绩糟糕心态失衡，使俱乐部与裁判的关系陷入恶性循环。第一种可能无从考证，第二种可能倒是值得深究。
-印象分低由来已久
国安俱乐部在裁判界的印象分不高是足球圈里公认的，这也是多年来累积的结果。从正的方面来说，这是国安俱乐部追求公正，从来不愿意在裁判身上做文章。几年前在一次主场比赛之前，有一名裁判曾经拿着一张200多块钱的发票找国安俱乐部报销，其目的实际上是投石问路，当时国安绕着弯子拒绝了，结果国安队自然是没在比赛中落下好。从反的方面说，国安在裁判那里印象不佳是斗争策略存在问题，有时过于托大，把本来能够缓和的矛盾激化；有时又过于情绪化，把某一两场比赛的裁判问题夸大，结果招致裁判界更大的反感，甚至是敌对。最典型的例子是1999年联赛，王涛被罚红牌事件引发了国安俱乐部威胁要退出中国足坛的风波，由此国安在足协和裁判心中的印象分大为降低。不知国安俱乐部今年在连续申诉时想到过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为什么那么多的裁判都要跟你“作对”？
中国足球裁判执法水平有限谁都清楚，而在短时间内让某些裁判提高道德水准和思想境界也是不现实的。在揪出一个龚建平后，裁判收钱的现象有所收敛，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感情哨逐渐增多。这也使得俱乐部和裁判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起来。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裁判也是人，他在执法一场比赛中或作出一个判罚时难免有倾向性，而这种倾向性正是微妙所在。在没有受贿的情况下，裁判可以把任何一个误判或漏判归结于技术层面，让吃亏的一方有苦难言。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足球裁判界的关系网非常错综复杂，跟某个人结怨就很有可能“牵连”一大片。
-解决问题不等于激化矛盾
今年北京现代队开局就被裁判问题困扰，这其中肯定有裁判的问题，比如足协已经承认现代与中远一战的进球吹越位是误判。但不可否认的是，矛盾激化的根源还在于国安俱乐部对末代甲A的残酷程度估计和准备不足，一遇到有争议的判罚俱乐部先急了，上诉要求足协给说法，教练和球员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他们有一种无从下脚的感觉，也造成了国安俱乐部对教练执教能力认定的模糊。可足协那边先让你碰了两个软钉子，驳回了前两次申诉，而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足协和裁判界对国安俱乐部增加反感。
其实国安在对待裁判问题上不是没有范例。1995年甲A国安队客场对广东宏远，当值主裁魏吉鸿“有想法”地罚下曹限东和谢峰两人，但当时国安队无论是教练还是队员都没有失去理智，尽力完成了比赛，虽然最终以1比3输了，但国安队还是赢得了球迷甚至是裁判的尊重。国安俱乐部通过有效途径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也得到他们一定的同情。一年后魏吉鸿在老家青岛遇到当时的国安主帅金志扬时一个劲儿地道歉，承认自己判罚有误，彼此一笑泯恩仇。当时金志扬关于裁判问题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如果我评论裁判，队员就敢骂裁判；如果我骂裁判，队员就敢打裁判！”由此看来，以理服人也许才是对付裁判的最佳方式，有力的申诉是必要的，但激化矛盾只会适得其反。
中国足球裁判就是那些人，联赛还是要用他们来吹，俱乐部别无选择。国安不断申诉的出发点是好的，它不想针对某几位裁判，而是希望借此获得一个公平的环境。但直接对抗还是“曲线救国”？如何提高自己一直欠缺的在足协和裁判界的印象分和情感得分？这都是摆在国安俱乐部面前的很现实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北京现代队在后面联赛中的处境将会更加令人担忧。
-文/本报记者王咏-摄影/本报记者胡金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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