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戚的最好年华是同新中国的足球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人们不会忘记，早在1966年至1976间，他是国家队称职的核心后卫和队长；1983年至1985年间，担任国家队主教练曾雪麟的助手，受到“5·19事件”的株连而退出国家教练班子；他一往深情地到地方队工作，先是带广州队取得不俗的战绩，合同期满后，应大连市体委盖主任的家乡执教大连队。上任伊始戚导就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执教思路，以首届全国城运会夺冠的青年队为班底，对队伍实施了“大换血”，经过三年的奋战，大连队(历史上第一次)1992年夺得了足
协杯冠军，东亚室内的五人制足球赛冠军，从而取得了代表中国参加第二届世界杯室内五人制足球锦标赛的资格。就是这支由戚导一手打造的大连队为迎接全国甲A职业联赛铺垫了坚实的基础，才有了万达队6年4夺冠的历史性辉煌。
不言而喻，正是戚导执教的这一系列的战绩，1993年初又应召重回国家队教练的岗位上，先是带国奥队，当施大爷率国家队失利于伊尔比德之后，戚导又肩负了两队一担挑的重任，重组后的国家队在一系列赛事中取得过不俗的战绩，1997年在亚洲十强赛中又因为未能出线而带着“国家干部负有应当负的责任”的遗憾淡出国家队。可以说戚导几经坎坷，但是，真情不变，痴心不改，又一次南下和上了高原，接手云南红塔队一举冲上甲A，又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甲A站稳了脚根，再图发展，按照戚导绘制的红塔俱乐部五年发展建设计划。孙贤禄执教的红塔青年队，其中2／3队员来自大连，人们称之为大连二队。笔者相信，当这一茬队员进入一线队之后，那的确是一支较为名副其实的大连二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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