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的上海，乍暖还寒，而申花队的上上下下都有些忐忑不安。

　　在1999年里，申花队请来了巴西著名的国际级教练拉扎罗尼，本希望在他的率领下取得优秀的战绩，然而天不遂人愿，甲A联赛结束时，上海申花队只取得了第五名，不但与原定的目标相距甚远，而且还是建队历史上最差的战绩，被大家统称为“三大皆空”(联赛、足协杯、超霸杯)。

　　2000年年初，在体委领导的直接关心下，申花俱乐部进行了改制——将申花足球俱乐部与申花电器集团彻底脱钩，成立股份合作制的申花足球俱乐部。同时，还调整充实了球队领队和教练班子，并且从南斯拉夫高薪聘请了主教练彼德洛维奇，俱乐部也提出了“第二次创业”的口号。

　　俗话说，置之死地而后生。申花队在经历了1999年的低谷以后，正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新一年中更大的挑战。先发海埂备战春训

　　2000年1月6日，上海的天空一片阴沉。我仍像往年一样背着背包，从上海出发飞向春城。作为负责为球队打前站的副领队，照惯例我又要提前赶赴云南昆明的海埂基地。

　　坐在宽敞的机舱里，我却无心闭目养神，而是静静地反复回想着1999年申花的队内情况，脑海里不断浮现出一张张疲惫而又无奈的脸。唉，真是时运不济啊！我不禁暗自感叹。搞足球的，谁不希望自已的队伍能年年争冠军呢？然而职业足球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在一切只能向前看了”，我告诫自己回到现实中来，好好想想自己的工作，为申花的再度辉煌加把劲。

　　昆明虽然是春城，但走出机舱，一阵清风扑面而来，还带着几丝寒意，人也一下子清醒了许多，提着行李我就直奔海埂基地。

　　一进基地，我就直奔春训办公室，办理各种手续。按照规定，球员房间的安排是按上一年该球队的名次排列的。按原来的打算，我本来想将申花安排在4号楼。但由于申花的名次比较靠后，只能分住两处。经过交涉，最后的结果是4号楼一部分，3号楼一部分。按照出发前俱乐部的指示，对外籍教练尽量要安排得好一点的要求，我把新任主帅彼德洛维奇安排在条件、设施更好一点的综合楼内，当时住在这幢楼里的还有重庆队的韩国教练李章洙。一切收拾停当后，我就回房休息，准备第二天去机场接大部队的到来。深夜电话催我回沪

　　第二天一大早，吃过早餐我就赶到机场去接球队。随球队一同到达的还有新任领队贾秀全，其实我们早就认识，只不过当时彼此各为其主罢了。我俩互相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我就去找新任主教练彼德洛维奇(我们后来都亲切地简称为“彼德”)。彼德后来虽说有时候在球场上的脾气很火暴，但他平时却很温和，待人和蔼，那天他也很客气地向我问了声好。

　　1月8日，春训正式开始。一大早队伍集合在大楼前间，彼德见我到达后，就把我叫过去，对我说他的助手、体能教练还需要一只秒表。于是我根据他的要求到基地小卖部买了一只“飞亚达”秒表。此时，另一位国内的体能教练崔宝根也提出要买一只秒表，我听了就说：“是否要请示一下贾秀全，我再去买？”事后才知道，贾秀全已经让崔宝根自己去市区买了一只秒表，并对他说：“张德发不管，以后就不要他管了。”

　　1月10日深夜11点左右，我呆在屋里正和同屋的高荣发聊天时手机响了。我一看，是上海方面打来的，打电话的是俱乐部的副总瞿郁明。

　　在电话里，瞿郁明先问了我一下这边训练的情况，然后他在电话里说：“现在俱乐部有件事，你要回上海处理一下。”我问是什么事，他说：“主要是外援马赛罗老婆签证的事，请你到市外管处证明一下。”我接着问他：“我带来的东西要带回来吗？”瞿郁明说：“一切不要带，你只要跟贾秀全讲一声，其他任何人都不要讲。”

　　第二天早上，我吃早饭的时候正好与贾秀全同一张桌子，贾秀全旁边还坐着他带来的马医生。早饭快吃完时，我对贾秀全讲：“贾指导，俱乐部要我回去一下。”贾说：“我知道了。”旁边的马医生接过话茬对我说：“你借贾指导的钱还清了吗？”他指的是队里的备用金。我回答说：“现在我没有带钱。”贾秀全在旁边也不作声。

　　坐在返程的飞机上，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回俱乐部？心里似乎有种不祥的预感，难道会出现了其他什么变故？贾秀全表态我暂时离队

　　到上海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天上仍然下着小雨，又湿又冷。我立即乘车来到虹口足球场的申花俱乐部。刚走到俱乐部门口，刚好碰到俱乐部董事长郁知非。郁知非见了我并没多说什么，只是说：“瞿郁明在里面等你。”在办公室里瞿郁明对我说：“现在马赛罗妻子签证的事，外管处要罚我们5000块钱，这件事你要到外管处去处理一下。”

　　我不放心地又问了一句：“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什么事？要不然单单为了这5000来块钱就让我回来一趟，这也太不值得了吧？”

　　瞿郁明思索了片刻突然对我说：“俱乐部里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昨天晚上贾秀全给郁总打了个电话，他不希望你再留队了，所以俱乐部决定你暂时离队。”

　　听了这番话，我不由吃了一惊。什么？难道真要让我离开与之相伴七年的申花队？这一切对我来说如同晴天霹雳。我当时大脑里一片空白，一下子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瞿郁明顿了顿，近视眼盯着我接着说下去：“现在俱乐部安排你两个去向：一个是以俱乐部官员的身份继续你现在的工作，还有一个就是去球迷总会。”

　　由于事前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所以我一时无法确定，就对瞿郁明说让我先考虑一下，并提出要跟郁知非亲自谈一下。瞿郁明说：“要谈你就打电话给他。我刚才说的都是跟他商量过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慢慢地觉得心情已渐渐平静下来。临别瞿郁明对我说：“让你离队，主要是考虑到球队的影响。我们希望你不要对外张扬，你搞了这么多年足球，有些情况你也是知道的，只好让你受点委屈了。”说罢，他再次提出，希望我能协助处理把马赛罗妻子的签证问题办妥。

　　就这样，我当了一回真正的“替罪羊”，最终让我离开了虹口足球场里的申花俱乐部。

　　俱乐部的这个借口其实很低级。1999年赛季结束前，外援马赛罗的妻子到上海探亲。马赛罗妻子来上海及办签证的事，是俱乐部其他人操办的，我对此事一无所知。副总经理瞿郁明要我替她解决延长签证，因为我一直在全国各地为球队比赛打前站，把这件事给忘了，纯属因工作繁忙造成的失误。赛季结束后，马赛罗夫妇一起回国。但由于马赛罗妻子的签证过期近四个月，因此她出境时被浦东机场的边防站拉了下来，于是俱乐部方方面面都认为我工作失职。

　　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一直赋闲在家，南汇足球学校我也明确表示不去了。一直到了2000年4月25日，俱乐部正式通知我回普陀区体委，不再担任申花队副领队职务，俱乐部也派人通知普陀区体委，告诉我不再受聘于申花队，希望体委能安排我的工作。就这样，我正式离开了为之效力了七年的申花队。

　　时光飞逝，转眼又是一年。其间，申花队在不断的阵痛和奋起中前行。离开了申花队的我，也已经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努力。然而，无论什么时候，我的脑海里始终忘不了这七年中的每一个日日夜夜，忘不了这七年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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