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体育讯　昨天中午取道伦敦飞抵北京，邵佳一马上前往国安俱乐部报到。总经理马冰单独和邵佳一交谈了大约30分钟，随后，邵佳一让专程来俱乐部看一眼自己的父母把行李送回家，自己则在中方代理人本森的陪同下找地方简单吃了些东西，填饱了肚子之后，便急匆匆地去了下一个地方——朝阳医院。

　　当记者于下午2点30分赶到朝阳医院急诊大厅时，一眼便看见混杂在一群患者中间邵佳 一那高大的身影，他正拿着医生开的处方排队等待划价。和10天前随队离开北京出访时相比，邵佳一明显消瘦了很多，整个人也显得相当的疲惫。“这些天实在太累了，”邵佳一露出略显艰难的微笑，同时伴随着一阵轻轻的咳嗽声对记者说道。

　　邵佳一病了。本次国安队出访的第一站是中美洲的巴哈马，因为在伦敦转机，光旅途上折腾了两天，等到了目的地，刚下飞机几个小时就打了一场比赛。比赛中，为锻炼队伍国安队频频换人，但18名球员中，只有邵佳一一人踢满了全部90分钟的时间。等到比赛之后，邵佳一就感觉身体很是不舒服，开始是有些感冒，没过几天就转为了发低烧。由于条件所限，加上国安队又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根本没有办法全面检查治疗，邵佳一只能吃些队医提供的常规的感冒药。

　　国安队第二场比赛是对阵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本来比赛前教练组还安排了邵佳一首发出场，但当时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承受激烈的对抗，于是只能休战。两天之后，邵佳一接到了俱乐部的指令，独自离开大部队踏上归途——先坐了10个小时的飞机到了伦敦，滞留了一天，又坐了12个小时的飞机才回到北京。

　　由于时下中美洲的气温很高，伦敦则是一片严寒，因此，温差使得回到国内的邵佳一的病症变的越发严重。于是，才有了他抵京报到之后直奔医院的情景。

　　挂号、测体温、抽血化验……朝阳医院是北京国安队的定点医院，队员平时里就时常“光顾”，邵佳一熟门熟路地来回在急诊室、化验室、收费处之间穿梭。许多医务人员和就诊的患者见到他后，有的微笑点头，有的议论纷纷，而邵佳一尽力微笑回应以示礼貌。

　　化验结果不甚乐观，医生决定让邵加一再做一次X光透视，以便进一步检查确诊。此时，邵佳一脸上的表情陡然变得严肃起来。“我不会得肺炎了吧？那样的话可就太糟糕了……”紧张之下，邵佳一不停地自言自语。

　　X光拍完，实际上等待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但邵佳一却忍不住几次起身追问过往的医生：“片子出来来吗？”焦急的心情溢于言表。

　　不一会，透视科的一名中年女医生走出来喊着邵佳一的名字，邵佳一忙不迭地进了医务室。那名医生显然不是球迷，并不知道眼前这位高大的小伙子的身份来历。她从桌上拿起一张X光片，熟练地将片子夹到观片用的灯箱上，仔细看了一会，突然眉头紧皱。而她接下来连问了邵佳一的4个问题，瞬间让邵佳一变得“惊恐万状”——

　　“你以前胸骨骨折过吗？”医生问。

　　“没有啊！”邵佳一有些莫名其妙。

　　“你平时血压高吗？”

　　“不高呀。”

　　“你是不是得过‘肺结核’？”

　　“什么？！没得过啊！”邵佳一彻底懵了。

　　同样有些茫然的医生拿起挂号单看看了，那上面有邵佳一填写的一些个人基本资料，然后她又抬眼端详了邵佳一一番，问道：“你是22岁吗？”

　　“是啊！”邵佳一的声音都有些发抖了，“怎么了大夫，我得了什么了？”

　　那位医生终于意识到了什么，在她又仔细查看核对了一遍所有摆在桌上的一大叠X光片之后，才不好意思地说道：“对不起，今天照片子的病人太多了，我拿错了，这张不是你的……”

　　原来匆忙之中，医生将一位50多岁的患者拍的片子错当成了是邵佳一的。“天哪！吓死我了！我都出了一身冷汗了！”邵佳一大口喘着气，惊魂未定地对本森和记者说道。

　　尽管如此，随后医生对其病症做出的诊断还是让邵佳一陷入了一阵沉默。诊断的结果显示：邵佳一得的是——“支气管周围炎”。

　　“医生，我的病严重吗？”邵佳一反应过来之后向对方发问。

　　“比‘肺炎’轻，比‘支气管炎’重。”医生回答说，“需要连续输液三天……”

　　“还行，总算不是肺炎。”拿着医生开的处方去交费取药的路上，邵佳一开始自我安慰起来，“要是再拖上两天，等真的转成肺炎了，什么都‘吹’了！”

　　在医生的安排下，邵佳一在一间单独的病房里当即实施点滴治疗。也许是刚才看错X光片的一幕让邵佳一依然心有余悸，在打点滴的过程中，当他发现针管中有几颗细小的气泡随着药液一起进入自己体内的时候，他惊慌失措地忙让本森去喊医生过来。“快！不行了！气泡进去了！”显然，他将那些气泡当作致命的“空气针”了！

　　直到医生来了，调整了点滴的流速，并且笑着一遍一遍告诉他“没关系，没关系”之后，邵佳一才逐渐稳定了自己的情绪。

　　“说实话，这些天在转会这件事情上太多太多的变化，让我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邵佳一有些自嘲地对记者说道，“刚才又被X光片吓了一回，要是再出几次这样的事，我想也不用去什么1860了，直接送‘安定医院’算了……”

　　两个多小时之后，两瓶点滴终于被打光了。邵佳一的脸色变得红润了一些，精神面貌也似乎符合了他22岁的年龄。他和自己的妈妈通了个电话，告诉家人“我还有事情要商量，不用等我一起吃晚饭了，我大概八、九点钟回家”，随后，便和本森离开了医院。很快，邵佳一的身影便消失在华灯初上的北京街头。

　　对遇邵佳一而言，北京是生他养他的地方，而现在他热切盼望的却是自己能早日离她而去。

　　但愿，今夜的邵佳一不会被“噩梦”惊醒，以便可以安然地迎来明朝一轮火红的旭日……(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