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调零租借

　　零租借粉墨登场

　　2003年球员转会的标王终于应运而生了！不过，并列占据标王位置的江津、吴承瑛的转会费分别只有495万，却是没有一个人事先想到的。当张玉宁的1700万身价被难以数计的媒 体不厌其烦地进行炒作的时候，更是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成为今年转会标王的会是这样的两位球员并以这样的形式出现。而如果再将这一点与一年前孙继海以200万英镑的价格加盟曼城队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话，更是容易让人产生“物是人非，今非昔比”的印象。不过，面对这样的结果，一位年轻的国脚在感慨的同时，也颇有些“突发奇想”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虽然这样的转会价格带给我的感觉是球员已经不那么‘值钱’了，但坏事说不定也可以变成好事———既然球员的国内转会能够带给俱乐部的实惠出现了如此大幅度的下降，那么俱乐部在同意年轻球员转会的问题上肯定会从此更加谨慎，说不定干脆同意球员零租借出国踢球，等到球员在国外站稳脚跟后，再用肯定比国内更高的价格把球员转到国外去。”

　　转会费不得超过500万元的规定居然可以催生“零租借”？这确实是一个很大胆的假设。但细想开来，这样的假设又并非没有道理。比如说，如果上海申花的老板能够事先知道即便在吴承瑛已经成为“标王”的情况下他的转会费也只有495万，那么说不定当年当意大利方面开出“零租借”的条件时，他们就已经同意了。原因相当简单，如果五大联赛的哪一家俱乐部真的看中了某位中国球员的话，那么他的身价几乎不可能会低于60万美元(刚好相当于500万人民币)这个数字。举个再近一点的例子，当李铁、李玮峰在2002年8月加盟埃弗顿的时候，两人的租借费便都在25万英镑左右，而一旦两人在未来的日子里得以正式转会加盟的话，那么相信两人的身价都应该至少在150万英镑左右。而这，显然又是比500万人民币要高得多的价格！

　　在谈到这一问题时，4年前便已经拿到体育经营高级经理证书的广州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刘孝五的看法是：“如果有哪一家俱乐部真的对自己的球员出国闯荡有着足够的信心的话，那么采用这样的方式来最终达到更高价格‘出售’球员的目的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问题是，以中国球员目前的整体水平，能够真正在国际上叫得起价格的确实还少之又少。”

　　事实上，在“零租借”之说于部分高水平球员口中“乍现江湖”的同时，也有很多年轻的球员有着更为现实的担心。一位本来有意提前离开现效力俱乐部的国奥队队员便表示：“本来，如果转会费还比较高的话，俱乐部还是会考虑放我们到其他俱乐部寻求发展的，但以现在这样的限价，显然会影响到俱乐部允许球员转会的信心，而按照中国足协的相关规定，我们又必须等到满25周岁之后才可以转会，所以说，中国足协这次关于转会费的限额规定，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球员来说总体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老话题暗箱操作

　　催生桌下转会费

　　“490万，你们可以带走张玉宁了。”当中国足协这样告诉上海申花时，他们肯定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事实上，在上海申花决意将今年的自由转会名额用在张玉宁身上的前提下，本来就指望着通过今年的转会为来年筹备更多“粮草”的辽宁俱乐部是绝对做好了“好好赚一票”的思想准备的。而且，在很多人的潜意识中，尽管申花与辽宁谈判的细节不太可能为外界所知，但最终的“成交价格”在1000万元左右还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然而，几乎一夜之间，辽宁俱乐部便差不多不见了一半的“转会费”，对于善于精打细算的程鹏辉来说，这显然是他难以接受的一个结果。那么，难道双方本来可能已经达成的某种意向就这样不了了之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那么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作为球员输出方的俱乐部又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一位俱乐部总经理的答案很直接：“当然是两家俱乐部在足协的规定范围之外再坐下来谈‘附加条件’。”事实上，尽管中国足协从今年开始允许每家俱乐部引进一名自由转会的球员，但如何“自由”，足协却并没有作出更为明确的规定，而程鹏辉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便曾经有着这样的理解：“所谓自由转会，是指这个名额可以在转会之外来进行操办，并不是球员想去哪里就能够去哪里了，只要有两家以上的俱乐部愿意要同一名球员，那么允许这名球员到哪家俱乐部，便还是俱乐部说了算。”实际上，按照国内俱乐部操办球员转会的正常思维，这样的理解应该说也是无可厚非的。而现在看来，恰恰是因为转出球员的俱乐部还有着这样的决定权，所以在中国足协的500万元转会费限额之外，他们也就有了“可操作”的空间。毕竟，500万元以下的价格对于很多俱乐部来说都还是能够支付得起的，而真正优秀且大家都希望能够得到的球员还是屈指可数的。一位俱乐部的老总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球员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取更高的待遇以及尽可能多的‘签字费’，俱乐部当然不可能把自己的优秀球员轻而易举地就卖出去，在足协规定的价格之外，如果还有争取的余地，我们当然会全力去争取的。这就叫市场经济。”

　　针对足协转会费限额规定出台后可能出现的“暗箱操作”问题，一家甲B俱乐部总经理的观点则是：“严格来说，足协的这次有关转会费限额的规定与我们甲B的俱乐部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那些叫得起价格的球员的去向可以说全部都是甲A球队，因为无法亲身经历，所以，站在我这个角度，我只能说‘暗箱操作’可能会出现。不过，基于中国足坛长期以来就有‘暗箱操作’的土壤，而中国的球员转会目前又可以说正处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环境之中，所以相关的俱乐部在‘法定’的转会费之外做足台下的交易，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不过，也有俱乐部管理人员指出，尽管“暗箱操作”可谓已经在所难免，但由于摘牌制对于很多球员的归属来说都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所以相关的俱乐部也并不一定就甘心做“冤大头”，在有“尚方宝剑”保护的情况下再伸长脖子让对方“砍一刀”。唯其如此，这位俱乐部管理人员的观点是：转会费限额的规定固然会令“暗箱操作”有禁无止，但其大行其道的空间应该说还有着一定的局限性的，那就是更多地限定在自由转会这个范畴之内。

　　老话题签字费

　　买方市场人财两得

　　当中国足协在去年9月份敲定每家俱乐部都可以拥有一个自由转会名额时，有圈内人士几乎第一时间作出的反应便是：看来谁能够成为自由转会的球员，谁就有可能拿到更高数额的“签字费”了。客观地说，自1995年球员转会以“新生事物”的面目出现在中国足坛以来，中国足协也曾明令禁止转会球员收取“签字费”，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签字费”的存在可以说从来就是一种“公开的秘密”。“旧话重提”南方某俱乐部的官员明言：“这回好了，足协对转会费实行最高限额，给了球员更多的索取签字费的空间。”

　　按照这位官员的“解释”，其实任何一家俱乐部在预算自己新一年的投入时对于究竟该花多少钱在引进国内球员之上都是有着一个基本的数字的，而今，在中国足协的强力干预之下，今年球员转会的价格甚至有望下降50%之多，这对于那些准备在转会市场上大展拳脚的俱乐部来说无疑是再美妙不过的决定。多出来的钱会怎么用？“当然是在支付球员‘签字费’时可以更加大手大脚了。”这位俱乐部官员几乎想都没想就如此回答。

　　实际上，由于众多俱乐部对于今年要引进的球员的转会费的心理价位都远比现在球员的实际挂牌价要高得多，而且对于那些具有实力与号召力的球员，俱乐部也早就准备好了一大笔的“签字费”，在一夜之间传来如此利好消息的情况下，俱乐部花起钱来更为理直气壮自然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了。

　　不过，伴随着球员转会费的数额的下调，有意扩充实力的俱乐部以增加“签字费”的方式来“强挖”自己中意的球员也就将成为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了。当然，由于中国足协对于今年球员转会费的限额是直到最后时刻才告诉所有俱乐部的，因此，这一类的问题在今年显然并不那么突出。但是，北方某队的一位主力球员还是“推心置腹”地说了这么一番话：“如果哪位球员已经符合申请转会的条件了，又有俱乐部开出了非常诱人的‘签字费’，我想只有傻瓜才不申请转会呢？！”基于这种分析，这位球员认为，如果明年国内球员转会依然采用这种转会费限额的办法，那么将肯定会有更多的知名球员选择上榜——因为他们是不必担心自己拿不到“签字费”的。

　　与此同时，还有俱乐部人士认为，尽管“签字费”在中国足坛一直名不正言不顺，但伴随着转会费限额500万方案的出台，它却有可能以双方俱乐部暗箱操作的“附产品”的形式，成为更为明正言顺的谈判内容———当卖出方俱乐部希望从买进方俱乐部拿到更多的“桌面下的转会费”的时候，买入方的俱乐部可能会更愿意选择与将买入球员做这样一笔交易：你坚持非我俱乐部不转，那么我们便会坚持不再支付可能“多出部分的转会费”，然后再将这笔可能“多出的转会费”按照一定的比例，以“签字费”的形式支付给你本人。说得再简单一些，也就是如果买入方俱乐部可以通过向将买入球员支付100万元“签字费”的方式来“节省”需要支付给卖出方俱乐部300万元的“多出部分转会费”的话，那么相信没有任何一家俱乐部的老板不愿意将本来可能成为别人的200万元再“节省”下来，继续作为自己的财富。

　　虽然“签字费”至少目前在中国还是属于打击的范畴，但在国际足坛它却早已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了。所不同的只是，在国际上，它已经被计算在球员的转会费中，成为转会费的一项内容，而在中国，它还一直就是转会费之外的一笔见不得阳光的开支罢了。

　　新论调培养不划算

　　青少年培养深受其害？

　　就在圈内人士围绕转会费限额所可能产生的弊端而各抒己见的时候，一位基层的教练员却突然冒出了这样的观点：“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转会的本身上去了，却怎么就没有想到，这样下去的话，青少年的培养工作却也同样有可能深受其害呢？！”对此，这位基层教练的解释是：“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不少俱乐部都在通过业余俱乐部或足球学校引进后备球员，一旦国内球员转会成为了‘无利可图’的买卖的话，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利益的业余俱乐部或足校再想继续利用这样的方式盈利的空间便肯定会被削减，长此以往，岂不是对青少年的培养工作弊大于利了吗？”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位基层教练的观点可谓“独树一帜”，但在很多圈内人士看来却并不必有如此的担心：“这是一个气候与环境的问题，并不会仅仅是足协出台了一个转会费限额的规定就马上改变了这一切。”

　　站在不同的立场，当然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青少年的培养工作会不会因为足协的转会费限额规定受到影响，至少也并不是短时间就可以看出来的事情。不过，对于像火车头这样成功地通过“出售”年轻球员而盈利的业余俱乐部来说，球员转会费的上涨还是下降确实对于其盈利的空间有着直接的影响。有消息称，云南红塔在今年的转会过程中，除了引进业已成名的球员之外，还将投入差不多400万元的资金用于引进现效力于广东名峰俱乐部的张树栋、周熠这两名年轻的球员。客观地说，如果红塔方面是在足协的转会费限额规定出台之后再操作这项工作的话，那么有理由相信他们肯定会将引进的价格压低一些。事实上，去年7月，当青岛海利丰俱乐部对包括这两名小球员在内的六名球员感兴趣的时候，名峰俱乐部为他们开出的总价格为800万元，正是因为有意收购的俱乐部多了，最终也才有了两名小球员价值400万的最新价格。由此不难看出，年轻球员引进价格与整个转会市场的价格起落还是有着很直接的关系的。如果国内球员的转会费还是必须限定在500万元之内的话，对于青少年球员培养工作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中国足协不能不列入考虑范围的一项因素。

　　一厢情愿的乌托邦

　　球员的转会费从上千万元一下降到不到500万元，这究竟是为什么？中国足协注册办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即使这个数字，他们认为也偏高，最合理的价钱应不超过400万元。

　　注册办的负责人表示，对于传闻说，中国足协将吴承瑛和江津等队员的转会费控制在500万元以下，是受到来自上级部门和中国足协领导的压力，这是不准确的，也不是事实。真正的原因，还是中国足协过去的一些规定对高价球员的制约，从某种意义讲，许多俱乐部将球员的转会费标价到千万，其中有相当的水分，中国足协如果较真的话，他们经不起严格的审查。

　　当然，在各俱乐部申办的球员收入中，有一块是看不见又摸不着的东西，那就是球员的训练费收入。据了解，申花俱乐部方面为吴承瑛呈报的训练费每次达到千元，对此中国足协也并没有异议，只是球员如果拿到了这些钱，就自然有收据或他们的签字，中国足协要求他们提供，如果拿不出来中国足协就不能承认。而提出这一要求，许多俱乐部自己就心虚了。

　　这位官员表示：“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历史还很短，以目前中国足球的现状和国情，国内球员的转会费最高在300万至400万元，这才是正常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