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淡无奇的2002赛季甲级队转会工作大会仅用时40分钟即告结束，身价合计为1383万元江津、胡云峰两名队员没被摘牌，成为惟一令人关注的焦点。

　　胡云峰撤牌未果

　　1月8日，记者赶到摘牌大会现场时，很多“知情人”告知“胡云峰撤牌了”。当记者 发现胡云峰亲临现场时，便禁不住纳闷：既然已经撤了牌，胡云峰还到现场干什么？

　　在记者身边旁观整个摘牌大会的过程中，胡云峰悄悄揭开了这个“秘密”：“1月7日，我和俱乐部工作人员赶到中国足协要求撤牌，主要原因是因为此前联系的俱乐部无法保证在前三轮之内摘我，这样我就有可能被其他俱乐部摘到。我已经在沈阳踢了一年，如果回不了上海，我宁愿继续在沈阳踢下去，所以决定撤牌。”

　　没想到，7日赶到足协的胡云峰一行人未能如愿，因为注册办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撤牌的最后期限是1月6日24点。由于超过规定时间，胡云峰必须上榜。沈阳金德俱乐部工作人员正在考虑有没有变通的方法时，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亲临注册办检查转会摘牌工作，听到这一情况后，明确表示“既然足协有所规定，那么就要坚决按规定办事”。这样，沈阳金德俱乐部以及胡云峰由于没有完全了解转会规则而失去了撤牌机会。

　　无奈之下，胡云峰只能寄希望于所有俱乐部不要摘他，但以他533万元人民币的身价而言，要想达到目的何其之难。于是他只得灵机一动，8日一早提前来到摘牌现场，公开宣布自己撤牌的意愿，希望各俱乐部高抬贵手。

　　此前，重庆方面曾委托本报记者与胡云峰联系转会事宜，因此胡云峰见到重庆力帆俱乐部总经理石雪清时，又一次重申了自己想留在沈阳踢球的愿望。石雪清显然不愿强人所难，“你放心，强扭的瓜不甜，你不愿意来，我们肯定不会为难你”。

　　尽管有了“前期工作”，但在整个摘牌过程中，胡云峰仍免不了一丝担心：“我最近的计划已经安排好了，孩子刚满月，准备回上海几天，安顿好家里的事情，然后就回沈阳报到。现在如果谁摘了我，我的一切计划就都被打乱了。”

　　眼看甲A各俱乐部逐渐“弃权”，胡云峰总算松了一口气，开始了对新赛季的憧憬：“去年俱乐部内部还处于磨合阶段，成绩差了一些。今年换了新教练，后防线也加强了实力，球队成绩应该会有反弹。至于我个人，春训的时候刻苦准备一下，估计新赛季至少进它10个8个(球)。”

　　江津价高反成祸

　　按道理，一个人能有较高的身价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但在中国球员转会过程中则是例外。作为国家队主力守门员，江津竟然没有一家俱乐部摘他，成为今年转会最大的意外，显然850万元的身价是阻碍他转会的主要原因。

　　与胡云峰担心自己被摘的心情恰恰相反，江津在摘牌前已对自己无人问津有所准备。整个摘牌过程，他都通过本报记者的电话直播了解。事实上，除了北京国安俱乐部还有可能摘他之外，此前与他有联系的上海申花这条路已基本被堵死。

　　江津此前利用休假时间回到上海家中，当时新上任的申花队主教练徐根宝与他有过接触，准备将其引进。但随着俱乐部与虞伟亮的进一步沟通，虞伟亮决定撤回转会申请。同时，在祁宏、申思、吴承瑛纷纷流失之后，徐根宝也需要像虞伟亮这样的老队员来维系他与队员之间的关系，因此江津显然不再适合转会申花。

　　而上海中远俱乐部则因为新任主教练基本认可守门员王志罡的能力，加之购进祁宏、申思、朱琪已花费甚巨，因此较早地便放弃了引进江津的打算。

　　在转会榜上，江津的标价为850万元，天津泰达俱乐部总经理张义锋在摘牌准备会前后曾经表态，如果有俱乐部摘江津，他可以考虑降价100万。但就算是750万元，仍使众多俱乐部望而却步。

　　国安俱乐部的代表在解释为什么没有摘江津的原因时也称：“我们的本意是要加强后防线，江津虽然曾是我们考虑的人选之一，但后卫和守门员，我们能摘到一人就达到目的了，因此在摘得李明之后，我们没有理由再花费七百多万去买一名守门员。”

　　虽然没被摘牌，但江津内心仍然平静，因为1月7日晚，泰达俱乐部总经理张义锋打电话给他，让他不要有心理压力，转会不成就留在泰达。1月9日，俱乐部再次致电江津，通知他归队报到。

　　转会工作会议之后，有关江津指责泰达俱乐部要价过高的传闻在网上出现，有报道还引用江津的话指泰达俱乐部为“财迷”。对此，江津特意通过本报予以澄清：“我在摘牌大会后没有在任何采访中指责泰达俱乐部，因为我的身价是按照中国足协的规定计算出来的。我现在仍为泰达俱乐部效力，那样乱讲话，我还不至于傻到那种地步，希望大家都能公正对待天津泰达俱乐部和我本人。”(赵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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