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洋教练大面积下野成为今年甲A的一大风景，虽有催人泪下的送别场面，但挽歌动听人难留。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曾经豪情万丈的洋教练黯然神伤呢？本报记者撰文对六名下课洋帅归类分析，个中因由值得深思和回味。

　　霍顿、李章洙性格悲剧

　　不知道霍顿究竟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四川的球迷，即使是在上周日，他最后的谢幕之战中，霍顿的耳边依然响起了伴随他整整一个赛季的“下课声”。毫无疑问，霍顿的离任，与球迷的“弹劾”有着最直接、最关键的联系。

　　真的有些替霍顿抱屈。在中国的甲级联赛中，来自英国的霍顿无疑是最具绅士风度的主教练之一。尽管屡遭本队球迷极为不友好的嘘声，但霍顿从来没有对此发表过什么过激的言辞，他只是一如既往地为商务通队的战绩殚精竭虑，无论是连胜也好，连败也罢，他都保持着不向任何人妥协的毫不虚伪的个性。

　　霍顿之所以被四川球迷所不容，与他当初执教国家队时的糟糕战绩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国际足联的高级讲师，霍顿在战术上的理论水平是不容质疑的，这也是中国足协聘用他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在率领中国队冲击2000年奥运会时，他固执地坚持自己欣赏的442阵型，没有体现出高水平教练卓越的临场应变能力。随着中国队的失利，霍顿也被中国球迷视为中国足球继施拉普纳之后最大的“罪人”。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入主商务通队的霍顿面临接踵而来的非议也就不奇怪了。

　　霍顿走了，也许他不会再出现在中国足球的赛场上，但我们应该记住，有一个老人，尽管他没有给中国足球带来欢乐，但却让中国足球第一次与世界足球的时尚紧密相接。走好，倔强的老头。

　　与近在咫尺的霍顿相比，李章洙离别时的心态更多的是激动而不是委屈。李章洙和霍顿不同，他得到了重庆球迷的极力拥护，但他粗线条的、“媚下不媚上”的硬汉性格导致他最后不为俱乐部所容。

　　4年前到重庆隆鑫之后，李章洙就以韩国人特有的韧劲玩命工作，虽然在治军方面的严厉让他变成了传闻中“魔王”般的人物，但在私下里，他却以极具人情味的个人魅力让麾下诸将心甘情愿地为他“马首是瞻”。虽然在他4年的执教生涯中，他只为重庆捧回了一座足协杯，但他充满激情的战术打法却得到了重庆球迷的首肯。

　　在得到球员和球迷拥护的同时，李章洙直爽的性格却使得他与俱乐部的关系日渐僵化。俱乐部易帜后，他最好的合作伙伴程鹏辉的离去，得力的助手赵发庆的离去，他的翻译的离去，都一次次地让他受到了伤害。特别是俱乐部没有按照他的意愿，将他打造的“三杆洋枪”一一毁去的时候，他终于对俱乐部发出了“声讨”，在一篇篇报道见诸报端的时候，李章洙与俱乐部也走到了尽头。

　　内尔松、皮特劣徒难驯

　　内尔松在天津的日子不短了。在天津队最危难的时候，是内尔松将他们从降级的边缘拉了回来。天津人对这位外教的执教思想一度达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但是，天津足球却不能令他快乐，而随着时间的迁移，内尔松与天津足球的缘分也渐渐稀疏。

　　天津足球一向特点鲜明。球员身体素质好、技术细腻，拼抢凶狠，讲究整体，但是天津球员的心理素质差却是他们无法摆脱的弊病。在历史上，天津队往往是状态好的时候一马平川，状态不好的时候水深火热，从逆境中求生的欲望不强烈。内尔松当初从金志扬手里接过天津队之后就注定他不能长久在天津生存下去。内尔松对天津队队员非常不满，对天津队的管理者意见更大。球员往往不能贯彻他的战术思想，懒惰和木讷使这些球员与内尔松之间的距离很快拉大。俱乐部管理者是一批行政人员出身，并不懂得足球的基本规律，对球队提出的要求过于情绪化，这也使内尔松非常不舒服。而天津队上下也一直怀疑内尔松的能力不可能再使他们提升档次。很有自知之明的内尔松已经为自己找好了退路，天津队上下也对此漠然处之，这使这位外教的下课显得异常的顺其自然。

　　作为南斯拉夫国家队的主教练，皮特的个人能力是不应该被怀疑的。但是，上海人在花大价钱将他请来之后一度认为自己是冤大头。作为欧洲的高级教练，皮特的执教方式显然与国内教练格格不入，同时也与他的前任彼德有很大的差异。虽然申花一直扮演着中国职业足球先锋的角色，但由于中国足球自身素质的限制，再高明的司机也无法使申花战车开上世界级高速公路。

　　申花队在皮特的率领下很别扭地走完了一个赛季。在他们最痛苦的时候，一度在九场比赛当中连输了八场。当时上海各界人士讨论申花问题。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皮特科维奇确实是个高水平的教练员，他带申花队打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术。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在他的智慧和球队的实际情况之间找到合适的结合点。”球队内部人士的评价是：“皮特以欧洲教练的习惯带队，制定战术后希望球员们活用战术，但球员们运用战术的能力实在太有限。”这也许是所有人最不情愿说出的理由。虽然申花队在联赛的最后阶段强势反弹，但精明的上海人认识到，皮特虽然优秀，但放在申花实在“屈才”，倒不如找徐根宝这样物美价廉又与上海足球匹配的教练划算。

　　亨利、鲍利斯刚愎自用

　　亨利与鲍利斯来源于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度，但二人的性格形态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过于倔强近乎固执，自信过头就成了为人诟病的刚愎自用。性格的缺陷使两位游走江湖多年的名帅阴沟翻船，在中国足坛付出了惨重的现实代价。

　　尽管在联赛后期，状态持续低迷的山东鲁能军团终于触底反弹，取得了10场不败、7连胜的辉煌战绩，但鲍利斯执教“新政”所造成的阵痛与创伤依然令俱乐部心有余悸、隐隐作痛。临别时分，鲍利斯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来华执教前，他对中国足坛的了解几近空白，他不知道球员想什么，搞不懂他们的临战心理，当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观念发生冲撞时，他选择了以我为主的强硬高压政策，而忽略乃至排斥了沟通交流的疏导良方，他的失败在所难免。执教初期，鲍利斯自恃帐下猛将如云，无视泰山队的传统打法、习惯思维，结果头碰南墙，转眼间虎落平阳落入四面楚歌的尴尬境地。

　　较之鲍利斯的偏执自负，沈足的法籍主帅亨利走得更远。面对基础薄弱、缺兵少将的弱旅沈足，他执意将自我定型的带兵理念强行推广实施，梦想在一夜之间将“丑小鸭”化作“金凤凰”。他极力回避涅波为沈足制定的，符合其个人能力、战术特点的“532”、“433”阵型，以近于破坏性的“标新立异”为沈足设置出全攻全守的“352”阵势，即便对垒强敌也鼓动赤膊一拼，连续惨败的恶果证明，这根本不是威武不能屈的勇敢，而恰恰是堂吉诃德冲击风车的愚顽与虚妄。

　　鲍利斯与亨利的失败有外界客观因素的干扰，但从微观层面而言，其失意落魄也是刚愎自用的性格悲剧。在二帅身影渐渐远去之际，随遇而安、善于因地制宜的名帅涅波的形象则日渐高大起来，以此言之，鲍利斯将被涅波取代，老东家沈足对涅波的怀念均势所必然，这种鲜明的对比将进一步促进对外教群落的理性分析，引发与此相关的深度思考。(记者张松刘志向记者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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