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晓新报道 从90年代初到现在，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工资大概涨了五到十倍，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职业化改革给足球人工资结构带来的改变要大得多，使它的从业人员从工薪阶层轻易地跨入了暴富阶层的行列。

　　两次“全国普调一级”

　　1994年职业联赛正式上马是关键的一步。在此之前，一支省市球队的主教练还是真正意义上的体工队教练，享受的不过是比中学教师稍高一点的待遇：几百块钱一个月的“净收入”，一次较丰盛的宴请或一套运动服装对他们而言都算得上是“意外之财”。“红山口会议”之后，从体工队教练变成“职业教练”的一群人拿到了自己的第一笔“职业工资”。1994年，大连万达队的首任教练张宏根的工资标准达到了月薪3000多元，足球界的收入一夜之间远远超出了当时的平均水平。

　　现在看来，这个水平不值一提。周穗安后来对朋友说，虽然带太阳神队打了两年亚军，但并没有挣到多少钱，因为月薪也就只有几千块钱；’95赛季担任广州松日队主教练的谢志光的月薪在5000元左右，助理教练刘康也接近3500元；徐根宝在上海干的前两个赛季，月薪也不过数千元，即使是1995赛季拿了甲A冠军，也就是奖给他一套房，当然不是现在的商品房，而只是很普通的体委宿舍，用现在的话说产权还很不明确。但是的的确确，职业化最初的两个赛季，毕竟让很多人有了自己的“第一桶金”。有一件事最能反映他们面对这种变化的心情，张宏根带万达队拿了’94赛季的甲A冠军，俱乐部发给他5万元奖金，老教练对着这笔钱直发愣，半天才问出一句：这都是我的吗？

　　进入’96赛季以后，徐根宝在申花的月薪已经猛地上升到了10000多，而对成绩的渴望使得赢球奖金开始成为整体收入中的“大头”部分，以每赢一场30000左右的标准，一个赛季下来这部分收入已经达到几十万；申花当时还给徐根宝另外增设了一个“主教练基金”，约6万，大概用于主教练的外事活动；而据原万达俱乐部的人士介绍，1996年从日本回到大连执教的迟尚斌已经可以拿到近120万的年薪。

　　这之后开始进入一个稳步发展的阶段。徐根宝1997年从申花转到松日执教，虽然只是在打甲B，但松日强烈的冲A欲望使徐根宝得到了近200万元的年收入，这样的数目已经很难仅仅从工资条上反映出来，实际上松日给徐根宝的明数仅是每月2万元左右，但是在徐根宝刚到松日时，松日在香港的总部便已经给他开出了一张近70万的支票，再加上后来的赢球奖金和一辆全新的奔驰车，据估算总值应该接近200万。’98赛季迟尚斌弃万达而转投厦门，据原俱乐部人士透露，年薪是最重要的原因。

　　’98赛季以后，足球逐渐从最高潮上滑落下来，教练的待遇也因此停止了进一步的飙升，但仍然是维持在这个水平之上。不久前一家以民营企业为后台的俱乐部打算聘请大牌国内教练，开价就是180万，但最后却还是没有谈成，由此也可见一斑。

　　灰色收入水涨船高

　　对于一些中下游球队来说，频繁地卖球往往成为“会做”的主教练的一大经济支柱。本赛季初，吉利队到客场比赛，主教练接到对方主教练的电话，根本就不敢接听，生怕对方提出非分要求，结果事后知道人家就是来向他表示愿意卖球，而开出的价格是150万，这是近两年在甲A流行的标准，可现在却在甲B联赛的初期、在形势根本不明的情况下就已经提出来了。而据一般估计，如果是主教练亲自出面联系，卖球所得的钱，150万中联系人差不多可得20万，一个赛季卖上几场，半年的钱也就出来了。

　　第二个众所周知的渠道便是买外援，在这项业务上相当有说话权的主教练往往是得利者，一个外援在一家俱乐部来来往往，诸如在本国只能值几千美金的南美外援往往到中国能卖到几十万，主教练不会看不到这条生财之道。尤其是一些还没有确定合同的教练，往往会表现出更大的热情，如果能在继任者到来之前便敲定外援，哪怕回家呆一年也毫无问题。

　　国内教练与外籍教练谁更富？这或许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题。按一般情况，能花150万请国内教练的俱乐部请外教的标准肯定在30万美元以上，这意味着外籍教练的年薪一般会比国内教练高出近100万元。但这确实又是一个很复杂的比较题，国内教练动辄上百万的“灰色收入”使他们完全有财力与外教们一较高下。相比之下，外籍教练因为没有这类额外收入的来源，所以年薪合同会比国内教练细致具体得多，包括一年往返几次、飞机舱位等级、可以接几位家人来探亲以及车、房的档次等，而国内教练这些方面的开支则更多地依靠人情味更浓的协议方式去解决。

　　外籍教练富得离谱，国内教练富得蹊跷，这早就是中国足球的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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