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郭先春上海报道　“如果电视转播权不解放，中国的职业足球不可能发生质变。”对中国体育经济现状了解相当透彻的理查德.艾弗里(RichardAvory)这样说。

　　理查德从1979年在广州组织网球天王博格的表演赛算起，已经在中国体育圈里闯荡了22年。他为国际管理集团推广过甲A联赛，也为ISL公司推广过中国的国家队、国奥队，连前任职业部主任郎效农也承认，他确实是对中国体育市场最了解的人之一。

　　这位亲眼目睹中国足球市场发展过程的行家，近日对正在拟议中的“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发出警告：“如果电视转播权得不到彻底解放，职业俱乐部无法从中得到应得的利益，那么‘中超’仍将停留在甲A的水平上，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质的突破。”

　　曾参与国际管理集团和中国足协有关甲A联赛推广权谈判的艾弗里说，英国BSKYB电视台直播一场英格兰超级联赛要支付的费用，等于国际管理集团给中国足协一年的钱，数目约130万英镑左右。英格兰几家电视台转播全部的英超联赛，这样计算的话，一个赛季的英超，光是电视转播权一项收入，就是让中国足坛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英超各队是用平分的方式处理这笔巨额收入的。“所以不但英超是成为目前世界上最有钱的联赛，英超各队也因此肥得流油。” 艾弗里认为，中国足球正期待着第二次突破，中超联赛的创办可以说是一次契机，但关键在电视转播权，如果俱乐部无法掌握电视转播权的市场效益，就不可能有第二次突破。

　　“在英超，俱乐部的收入最大头就是电视转播权，然后是标志产品的出售；中国职业俱乐部，则是以冠名赞助权为最大收入，门票次之，标志产品和电视转播权收入只排在末尾，可见在市场运作方面，中国的职业俱乐部还和世界相差太远。”他说。“而且，以冠名赞助权为主要收入的局面，会造成富队更富、穷队更穷的两极分化，这最值得中国职业联赛警惕。”

　　艾弗里的警告，已在将参加中国足协“中超办”组织的甲A老总会议代表中引起共鸣。

　　一位老总承认，电视转播权确实是胸口的痛：“我们不但无法通过出售电视转播权获利，电视转播还分流掉非常多的球迷，导致门票收入严重下滑，这对俱乐部是极大损失。”

　　在上次沈阳会议上，电视转播权就是各俱乐部老总最为关心、讨论最多的核心问题。“但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有着太多的政府行为。”

　　一位老总无奈地举例道：“由于行政干预，俱乐部不得不放弃电视转播权利，尽管后来有些地方政府以财政拨款的方式给电视台“补助”，专款专用于转播权购买，但这毕竟不是市场行为，俱乐部和电视台之间应该建立的市场经济关系仍然是扭曲的。在英国，电视转播权收入占到一个俱乐部全年收入的60-70％，在中国比例却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会是足球产业化实现真正突破的最理想阵地，但难度实在太大。”

　　另一位老总说：“中国足协对此也非常清楚，他们也曾经不止一次到英超考察，但他们和中央电视台的谈判还是无法达到人们的期望？况且英国是有几家电视台转播所有场次的英超比赛，中央电视台却是每轮只转播一场比赛，这差距太大了。”

　　不少老总认为，组建中超的目的，应该是建立更完善的市场开发机制，把中国足球的蛋糕做大，彻底解决目前职业俱乐部连生存都成问题的尴尬局面，由此促进其它各方面的技术和思想进步。如果电视转播权的问题无法解决，俱乐部的经营和生存状况无法实现质的飞跃，实际上也就和“翻牌甲A”无异。“如果只图名字好听，我们甚至可以把甲A的名字改成‘环球超级联赛’，那样岂不更气派？”一位老总说。

　　有位老总分析说，代表职业俱乐部出面洽谈电视转播权合约的中国足协自身属性是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和有国家机关背景的电视台谈生意，没有行政干预那才是怪事。他说，解决办法是，由俱乐部合作组成自己的市场开发公司，推广自己的联赛，“公司只对各俱乐部负责，只代表俱乐部的利益，完全按市场经济的方式运作。以这个单纯的市场经济实体来和电视台进行纯属市场经济领域的洽谈，可以避免很多目前存在的不可克服的困难。”

　　但也有其他俱乐部老总对此创意表示怀疑说：“现在的问题是，作为俱乐部，我们不一定需要电视直播比赛，因为价太低，电视直播反倒会分流球迷，直接威胁球市。所以谈不拢的话，就应该拒绝电视台的直播。”不过这个俱乐部的老总也很清楚：“球迷和球队所在的城市需要电视直播，这可是个‘政治任务’，不是你想用经济手段解决就行的。结果‘政治任务’一压下来，俱乐部总会屈从行政压力。”

　　泰达俱乐部的总经理张义峰的态度比较折衷：“立马就要求明年的电视转播权收入达到俱乐部总收入的60-70％并不现实。但应该坚决朝着这方向迈出实质性步伐，中国的职业俱乐部已经被越来越严格地要求按市场规律运作，电视转播权不能总停留在老地方。我们不希望中超成为‘翻牌甲A’，如果没有突破，只是名称变变，那没任何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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