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的昆明海埂政工会议给了阎世铎一个展示自己锋芒的机会，在会议上他声苒色厉的讲话似乎是在告诉在座的俱乐部老总们：过去那种可以与足协平等对话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曾经牛皮哄哄的老总们在忐忑不安中迎来了深圳会议，但整个会议期间无论是阎世铎本人还是工作报告和会议提案都没有表现出人们想象中的那种强硬和威严，他终于“暴露”出了温柔的一面，是底气不足还是胸有成竹？阎世铎似乎更倾向于前者。

　　在阎世铎的足球工作报告中，从内容到形式都没能超出以往大政方针，但几乎所有规定和细节都激起了掀然大波。参加本次会议的各省市足协和俱乐部官员的讨论中，这篇名为《固本培源，调整结构，稳步发展，开创二十一世纪我国足球事业新局面》的报告得到的赞首只有“客观和辩证”两个词，而换来的批评却犹如暴风骤雨。

　　五年发展平台没有任何新意

　　在报告中构架出的未来五年中国足球发展计划中，全部措施和目标均是前任王俊生曾经做过和构思过的，特别在具体措施和要求的十条中诸如健全足协系统、建立管理体制、加快教练员培养，早在92年王俊生刚上台时的红山口会议上就提出过，而且这几个焦点话题是当时会议的重要议题；稳步提高各地区足球质量、开发西部足球、加快女足发展等几条曾在93年大连棒槌岛会议上进行过细致的研究和讨论；加强职业俱乐部建设与足球产业开发及队伍建设、完善职业和各级别联赛增加科技含量、加强足球法制建设等等均提上过95年的上海足球工作会议日程。

　　旧话重提这些已经听出茧的话题，不能归纳为阎世铎的新政，唯有“建立学校四级足球联赛”算是阎世铎的首创，但是相对于职业联赛这朵“红花”来说，大学生联赛的“绿叶”位置是命中注定的。

　　为了配合会上还给了俱乐部老总一本设计精美的《2000年全国青少年足球工作资料汇编》，但是在这本汇编里，对今年青少年的发展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具体措施，很多文件和规定甚至是去年早就下发的，只不过重新编撰而已。全国各地U17、U19、U21队伍集训的通知就占了本书的大部分篇幅，余下的便是竞赛总规程和各协会的交流发言，很难想象这本汇编会对中国足球的未来产生如何如何重要的作用。

　　中国足球的发展已处于一个修改和完善的阶段，足球范畴内改革的大框架已基本确定，需要的是各种具体法规的规定和制定，已不需要这样的务虚的空谈和大破大立；遗憾的是阎世铎没有看到这项工作的必要性、没有看到什么是主要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篇报告的立意就很失败。

　　根据这个五年计划不难看出，尽管阎世铎的登场很闪亮，但他终究不过是在重复地做着王俊生做过的事，如果将来把他执政时期称为“阎世铎时代”，其实那也不过是“王俊生时代”的延续。

　　“中超”会不会是一次否定？

　　创建“中国超级联赛”是阎世铎新思维的一部分，会议期间已经给各俱乐部下发了《参加全国足球超级联赛职业足球俱乐部标准(征求意见稿)》，前两年还看着英超的中国足球界也许在一夜之间就可能会有一个“世界一流”的联赛称谓。

　　但就是这篇意见稿引发了俱乐部的极大不满，文中通篇均是俱乐部“必须、、、”、“依照、、、”、“遵守、、、”、“承认、、、”等字眼，对超级联赛的目的和俱乐部应该享有的权利和利益只字未提，而且对俱乐部在软硬件管理、俱乐部经营和球队组织等方面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

　　对参加“中超”的俱乐部的资格有如下规定如：“俱乐部资产总额除债务后的所有者权益达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俱乐部股东必须缴纳出资额”、“俱乐部必须拥有一支具备超级联赛资格的球队、一支参加奥林匹克联赛的球队、一支青年队、一支少年队、鼓励俱乐部建立自己的足球学校。执教各级球队的教练员必须具备中国足球协会规定的教练员资格。俱乐部保障青少年运动员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俱乐部年营业收入在3000万元以上。”等等，还有对硬件设施的详细规定。刚刚转会到辽宁足球俱乐部的程鹏辉总经理认为：“俱乐部在各地区经济条件和环境不同，已经出现了贫富差距，如果一概而论地用一个数额统一划分明显不合理。”

　　对这个只有要求而没有权益的草稿，所有十四个甲A俱乐部集体表示了不满，整个分组讨论会各老总们“炮火连天”，深圳平安队俱乐部老总顾凯说：“我们对中超的很多地方非常不理解，一是目的不明确，我们看了半天也没明白搞中超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许多老总们纷纷提出的疑问直捣要害：“中超是不是仅仅把甲A换了个名称而已。”沈阳华晨金客的章健则认为：“这是中国足球急功近利的又一个表现。”

　　俱乐部与中国足协的矛盾被一纸草稿引爆，这种矛盾贯穿了整个深圳会议，这个会议的“民主”和活跃气氛是中国足协始料未及的。

　　对于中国足协来说，这份草稿和工作报告也许并不是完全出自阎世铎之手，但立意却肯定是由阎世铎亲自指示。阎世铎上任后也急于在中国足球身上打上自己的烙印，而联赛无论怎样改革和完善那终究是前任王俊生的产物，因此换个更超前的联赛形式是阎世铎走进足球圈的重要标志，也许这也是一种否定，否定了在中国搞职业联赛是提高中国足球水平的唯一方式，相信尽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但中超仍将在两年后如约而至。

　　精明的俱乐部老总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一方频频私下聚会施压，在各种场合大唱反调；一方开始筹备超级联赛的各项事宜，已经有一些小俱乐部向上海等俱乐部发出通告，“搞中超，不要不带我玩啊！”因此可以预见的是中超的实施已经没商量，但是中超将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超级联赛，是一个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的超级联赛。

　　俱乐部坚决说“不”

　　如果说中超的脚步还很远，但是本次报告让俱乐部怨声载道。其中的焦点就是在《报告》中提到的“从2002年开始不准外籍教练员自带外籍教练班子”，这一条在俱乐部老总们看来是最荒唐的一条。

　　老总们向足协反应的意见认为“如果外籍教练配备的都是中方教练那么以中方教练目前的水平是无法与外籍主教练很好地沟通和合作的，这不仅使主教练的技战术水平大打折扣，也会使中国球员无所适从。”章健说：“以海狮为例，主教练亨利带来的助手阿兰为俱乐部做了大量的案头准备工作，中方教练谁有这个水平和能力做？”

　　足协此举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教练员的水平，但此举无异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的事中国足协干得不算少了：为了提高角球质量提出“进一个角球算两分”；为了提高国内守门员的水平又出台一个，2001年严禁引入外籍守门员的规定、、、、、、中国足协作为一个管理者应该从大政方针着手对俱乐部和联赛进行管理而不是直接干涉俱乐部内政，这是俱乐部最为反感的一点。而对于阎世铎来说，一个外行管理足球更应该从一个较高的层次和角度来管理而不是一味插手俱乐部内部事务。

　　不仅俱乐部对足协说“不”，就是与会的各地足协负责人也与足协在另一个战场发生战争，那就是关于足球重点城市的问题。起因在于阎世铎用心良苦的这份工作报告中出现了一个极其低级的自相矛盾的错误，在健全足协组织系统，建立分级管理体制的措施中，提到“省级足协和重点城市足协作为中国足协会员单位，具有平等的会员资格；在全省工作、、、、、、重点城市足协应当接受省级足协的管理。”这两句完全相反的话，弄得各省市足协与会者一片骚动，分足讨论中所有代表均对此提出疑问，到最后也没能弄清到底哪一句话才是足协真正想表达的意思。一位地区足协负责人说：“根据我国的《组织法》，省级足协应该领导下属的各级组织，而不应该是平等的，足协这个提法提高一点说甚至是违法的。”

　　据内部消息透露，在会议前几个星期已经给各地足协下发了这个《报告》的讲话，《报告》中罗列出了重点足球城市的名单，但在会议期间下发的文件中不知什么原因这份名单却被拿掉了。

　　足协在本世纪的首次盛会中被迫狼狈不堪地两线作战，中国足协混乱、无序、软弱无力的特征又一次在深圳总爆发，这何尝又不是“王俊生时代”的一个延续呢？(贾蕾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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