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沈之战”至今已一年有余，虽然中国足协早已对该事件作出了“消极比赛”的定性，但事件的真相似乎一直隐匿于渝、沈有关当事人的口中。近日，随着沈阳海狮俱乐部从足坛的退出，当年“渝沈之战”的有关三方--广州松日、重庆隆鑫、沈阳海狮都已告别了中国足球这块“是非之地”。前深圳足球俱乐部一官员(以下简称G先生)日前向本报独家披露了“渝沈之战”前围绕着平安队所进行的一幕幕场外交易。

　　记者：“渝沈之战”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现在还要重提这件事呢？

　　G先生：首先，“消极比赛”是中国足协所作的结论，我并不清楚他们的依据是什么，我只相信事实。虽然有时候事实与结论会不相一致，但作为“渝沈之战”的一名间接经历者，隐瞒那段经历起码对于我来讲会是一段很阴暗的历史，早一点曝光，对许多人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其次，随着沈阳海狮的退出足坛，那次事件的当事人———重庆隆鑫、沈阳海狮和直接受害人广州松日都已全部撤出了足球圈，我和所有的人一样，不希望那桩疑案到最后成了一桩“无头案”；第三，正是因为重庆隆鑫和沈阳海狮的退出，这次“旧事重提”才不会对深足俱乐部造成什么危害。

　　记者：您好像在强调您是一名“间接经历者”，为什么？

　　G先生：我所说的“间接”不是指道听途说，这一点要特别强调。因为我和深圳足球俱乐部都不是“渝沈之战”的直接当事人，只是在那次事件的前夜重庆隆鑫俱乐部，确切地说应该是程鹏辉与我们谈过渝沈比赛作球的事情，而章健，我，包括我的同事从未与他接触过，至于他与重庆方面有过什么默契，我不得而知，这些大概就是我所强调的“间接”的含义吧。至于我所谈的这些会对认清事件的真相有什么帮助，关键取决于主管部门和执法机关的态度，不过我对普通人的分辨能力还是抱有信心的。

　　记者：请您谈一谈当时所经历的事。

　　G先生：1999年甲A联赛的最后一轮比赛是12月5日平安队在成都客场对四川全兴，重庆隆鑫是主场对沈阳海狮，当时平安队已经积了28分，而沈阳海狮是25分，也就是说，只要重庆隆鑫不输给沈阳海狮，不论平安队输赢，我们队都肯定保级。但是，平安队当时的状态很令人担忧———之前对山东和重庆的比赛不但一分未得，而且还丢了九个球，所以我们对那场比赛有两点担心：一是拼不过四川；二是沈阳海狮获胜。如果真是那样，陪武汉红桃K降级的就是平安了。

　　由于那时弥漫在全国各个赛场的假球气氛日益浓烈，深圳足球俱乐部在此之前倒也作了一些准备工作。那时已在成都养伤的孙博伟曾经与四川全兴队的魏群、马明宇等人谈过，但他们态度都很坚决———全兴要力压隆鑫争“三甲”。看来寄希望于别人是行不通的了，我们只有硬着头皮往上冲。

　　12月3日全队入住成都民族饭店，4日凌晨大概4点多钟，一陌生人从门缝中塞进一张纸条，通知我当天上午与重庆隆鑫的总经理程鹏辉联系，说他有要事与平安商量。在电话里程鹏辉开门见山，说沈阳海狮要买与重庆隆鑫的这场球，如果平安能出300万的话，他们就会全力以赴死打海狮，绝不放水；如果隆鑫输了球就不收一分钱。听他这么一说，我倒是真动心了———与其看别人靠踢假球保级，倒不如自己救自己。当时俱乐部的几位领导都在，但最终放弃的意见占了上风。不过，我们为了稳住重庆方面，还是采取了缓兵之计———称周末难以筹到这么多现金，可不可以赛后再付。当时程鹏辉显得很急迫，称可以先派人带三、五十万订金来重庆，隆鑫俱乐部派人到重庆机场接机，钱先不用付，等到比赛结束后，视结果支付。重庆方面一直与我们保持联系到12月5日的中午，后来可能是看到平安方面迟迟没有行动才最终放弃。最后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幸亏松日那边输了球，平安才拣回了一条“命”。

　　记者：听您这么一说，我的第一感觉到是平安“背信弃义”在先而重庆隆鑫作假在后；其次，如果程鹏辉在与平安联系之前就已经同沈阳海狮确定过什么“假球”方案，那他又何必再与平安联系呢？据我所知，程鹏辉是一个生意人，又曾是一名金融工作者，万一“东窗事发”，原本天知、地知的事情，不是变成你知、我知、他也知了吗？

　　G先生：首先我觉得参与打假球的人就没有什么“信”和“义”可言。足球界的人士常讲“行规”，什么是“行规”？背信弃义就是行规。如果你到处讲“仁义”，到最后，先死的肯定是你自己。1998年全兴对八一怎么就不讲“信”、“义”了？再说，就算我们有作球的“贼心”，到平安公司领导那里也通不过。

　　现在想起来，1999年联赛最后几轮“假”的都到了疯狂的程度了，用肆无忌惮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重庆隆鑫有个特殊情况———一是主教练是外国人；二是队内的射手是外援(马克)。这就导致即使俱乐部想打假球，也只能与几名国内球员作下交代，同时还要防止主教练临场应变和外援的正常发挥。到最后，如果真是事与愿违，隆鑫多一种“逆向”选择不是更好吗？而且当时全国上下一片足坛打假之声，如果隆鑫与平安交易谈成，死磕沈阳海狮之后，不但能得了个“公平竞赛”的英名，还会有一笔不菲的所得，两全其美的事，换了谁都愿意干。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些后怕———程鹏辉和章健的目标实际上不是松日，而是平安。

　　记者：章健随着海狮股份的转让可能会淡出足坛，而程鹏辉也由于力帆接手隆鑫而转投了辽宁，您的这番言论会不会对他们造成不利的影响？

　　G先生：有什么影响现在还不好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通过对“渝沈之战”的调查，会对赛场风气起到有力的净化作用。阎世铎如果解决好了这个问题，其功劳不亚于领导国家队打进世界杯。

　　我本人对程鹏辉始终还抱有一丝好感，起码在“渝沈之战”后他还一直低调和比较真实；而对章健，我只有四个字给他———“足球流氓”。都说他原来是个话剧演员，我看他演的戏一直就没停过，他的退出对中国足球来讲应该是件好事。

　　记者：您最终的希望是什么？

　　G先生：希望有两点：一是尽我的所能，把我所知道的真实的一切告诉给大家；第二点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把“渝沈之战”的真相大白于球迷面前，再不要自欺欺人了。本报记者李宏文

　　“渝沈之战”事件背景

　　1999年甲A联赛的最后三轮比赛由于国奥队参加奥运会预选赛被安排至当年的11月21日至12月5日进行。最后一轮比赛前，除武汉红桃K肯定降级外，积28分的深圳平安、大连万达，积27分的青岛海牛、广州松日和积25分的沈阳海狮理论上都有降级的可能。而按照联赛规则，积分相同的队按照相互间比赛的积分多少排定名次，如果联赛结束时该五支队同积28分，则青岛、深圳排名最后，而当时青岛最后一轮比赛是主场对垒已毫无斗志的吉林敖东，全取三分应不在话下；广州松日虽然客场挑战天津，但拿一分也应在情理之中；而深圳平安的处境却最为险恶———对四川如果失利而沈阳海狮又获胜，则深圳注定降级。

　　深圳、沈阳的对手四川全兴和重庆隆鑫当时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对手在自己手中降级；二是又不能摆脱“四川、重庆谁胜谁进前三”的诱惑。

　　(摘自5月10日《深圳都市报》体育版，作者为该报记者李宏文，李宏文曾任深圳平安队副领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