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夫大师》魔都往事 二战前上海球场四大金刚
十里洋场，旧欢如梦。事实证明，百年之前中国就已经不是“高尔夫[微博]沙漠”，而中国人也早已乐在其中。
二战之前的中国大地上已有九座高尔夫球场，其中四座就在上海。无法否认，这座城市为中国的高尔夫运动带来了一个正式而华丽的开端，以及一段直到现在都还可以触摸到温度的历史。
“公知”鲁迅与“高而富”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自晚清以来西方文化的浸润已达近百年之久，城市特别是租界区维持着长期的相对和平，这些都为作为“洋娱乐”的高尔夫的出现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条件。
以1927-1937年的《申报》广告为考察对象，可明显发现西式体育休闲对上海人的影响。健身馆、游泳池、滑冰场、网球场广告在《申报》中比比皆是，其中高尔夫球场也大做广告： “夏天晚上最有味之运动，天晴了，天晴了，请到上海之最精美小考而夫球场玩玩小考而夫。”(引自1931年8月8日)。小考而夫(Wee Golf)，即室内或室外微型高尔夫球场，“以其引力，盛行海上”。据《上海体育志》记载，解放前同时在逸园、戈登路、海格路等出现过数家小考而夫，或对公众收费开放，或供青年会和洋公司自娱自乐。女明星周璇和她小叔子在某报馆草坪打小考而夫的照片就曾出现在当时的《影迷画报》上。当时专栏作家的社交经略有云：“小考而夫打不得，舞女家里须少去，对待欧仆勿神奇，承包汽车坐不得……”( 1935年《人生旬刊》)
那时十里洋场的文化生活就像一出“文明戏”：南腔北调，洋衫马褂，茶花女配卖油郎，跑马场加八卦掌。反正随心所欲，自由极了。高尔夫成为一些杂志、画报、小报等刊载的文艺作品所描写的对象。1935年第十五期《娱乐周报》的封面故事叫《灼灼小姐，你的高尔夫》，女主角是一位身穿旗袍、优雅握杆的电影明星；体育类杂志《勤奋体育月报》多次转载纽约客的高尔夫漫画，《竞乐画报》中也有相当数量球技、球具和赛事题材的图画，并配以文字说明；《日内瓦中国代表团公余之暇，常以打高尔夫消遣》的新闻报道整版出现在1934年的《申报月刊》上；《西风》、《良友》、《玲珑》等畅销综合类杂志，有些纯粹是描述和写实，有些则另有寓意—— 借高尔夫写浮生百态、男欢女爱。
当年颇受文青追捧的文学杂志《天河》曾刊登过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家片冈铁兵的《云与高尔夫》。尽管高尔夫作为小说主角上镜的机会并不多，但“高尔夫”常作为一个笑话被大先生们拎出来调戏。鲁迅的《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里就有这么一段： “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有所需。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说之合理，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点头；富翁胖到发哮喘病了，才去打高尔富球，从此主张运动的紧要。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
高尔夫题材在民国月历牌广告上并不多见，但有一副最早出现在蜜粉盒广告上的经典造型流传至今：旗袍是上个世纪30年代紧身高衩的典型海派时尚款式；画面背景是苏州地标建筑—— 盘门城楼；正在打高尔夫的两位摩登女郎“嗲、甜、嫩、糯”，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品性。除此之外，当时美女打高尔夫球的形象还出现在上海裕丰染织厂和上海大东南烟草公司的高而富牌香烟上。这些留在历史活化石上的倩影，从侧面证明了从高尔夫进入中国的那天起，球场上就有粉装丽人。
上世纪30年代初期，时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的张伯苓组织出版了一系列“体育业书”，《考而夫训练法》便是其中一本。这本书于1931年由勤奋书局印制，售价大洋8角，发行于广州、天津等开埠城市，外销新加坡。著者是一个叫姚赓夔的27岁建筑工程师。书中照片上的他留分头、戴眼镜、扎领带，对镜头微微一笑。和民国很多爱好文学的男人一样，他也给自己起了个女性化的笔名—— 苏凤。作者小引把苏凤描述得很生动： “看他那样的弱小，想不到他是爱好各种运动的。除了他自己爱打弹子球，打小考而夫球以外，在足球场中，在网球场中，或是任何篮球比赛，任何运动会，他总是一个‘迷’。”至于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苏凤说道： “兹著所及，仅为球戏之规则与必知之条例，尽为有志于此项运动者作一初步的技术尝试之训练，不依规矩不成方圆。”《考而夫训练法》是不是中国第一本高尔夫教学书，至今无法考证，但读完整本书，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本书是一个有思想的文艺青年的心血。当有人问他“怎么笔尖移转了方向？”时，苏凤回答： “正是这个时代！仅仅做个无病呻吟的文人是一种耻辱。”
粗略勾勒一下民国时期的高尔夫文化镜像：它既是带有深刻殖民主义烙印的西洋景，又是一副海派市井众生的“浮世绘”。无论是寓沪外侨和乡绅富贾，还是普通上海百姓，他们都在其中找到了快乐。
球场“四大金刚”
民国十九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回答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函时称：“公共租界有大小公园和运动场共12个，计1066亩……四片高尔夫球场用地2000亩以上……”那一年是1930年。上海跑马厅、虹口高尔夫、虹桥高尔夫、江湾跑马厅，这就是四座被记录于史册的解放前上海高尔夫俱乐部。作为中国第一批高尔夫球场，他们诞生于十九和二十世纪新旧交替之际，生命贯穿于整个民国时期。
跑马厅：中国最早的球场
在改写世界高尔夫历史的古塔球出现后两年，道光三十年( 1850年)的上海租界落成了第一座跑马场，从此马蹄声伴随无数上海人度过了许多疯狂的日子。这两者看似没有交集，但在十里洋场特殊的背景下，他们的确发生了关系。
真正意义上的跑马场面积巨大，分内圈和外圈两部分，外圈是赛马的跑道，内圈是进行其他体育活动的场地。等到发展为上海最大也是功能最齐全的文体和社会活动中心时，上海跑马厅(“上海跑马总会”的俗称)已经历了三次迁移、多次面积扩充，拥有三片赛马场。外圈跑道及看台归属于跑马厅，专供外侨看赛马和博彩；内圈体育场归属于上海运动事业基金会，由各个运动总会在其中兴建各种运动设施，如草地抛球场、棒球场、弹子房、游泳池和网球场，其中就包括一座9洞高尔夫球场。
这座9洞球场占地约300亩，由成立于1894年的上海高尔夫球总会承租。场内搭有几间平房作为会所和总会办公室。球场在1898年10月1日正式开业，初始会员80余人；平时每周营业五天，由黎明到下午两点，两点以后进行其他球类活动；在赛马季节用作障碍赛场地，在高尔夫淡季也给足球、抛球、网球等项目使用。王韬的《瀛杂志》中有记载： “马路有打球场一区，专以击球之高下角力之优劣，盖亦练习筋骨……”书中所描述的运动不一定指的是高尔夫，但却说明这样一个现实： “洋娱乐”以及起到公共活动空间作用的跑马厅，引起了中国人的羡慕。
外国人带入上海的跑马和高尔夫等运动是中国传统社会未曾有过的。距离虽然遥远，概念还有些模糊，但中国人与它们，突然之间，有了最直接的接触。
虹口：最受欢迎的球场
没有城市公园的引入，或许就没有后来的虹口高尔夫球场。城市公园的概念始于1857年建成的美国纽约中央公园。19世纪末，上海已拥有15座带绿地、花木和游乐设施的开阔公园，其中虹口公园与外滩公园、顾家宅公园、兆丰公园并称租界“四大公园”。
开放于1902年的虹口公园，采用英国风景园林设计师W.Lnnes Stuckey的公园规划设计方案，最早是供内山完造那样的日侨“朝之散步，夕之纳凉”的自然胜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公园按英国格拉斯哥体育公园模式开始重建，1909年完工，并取名为虹口娱乐场(Hongkew Creation Ground)。园内设有“高尔夫球场一片，草地网球场、硬地网球场数十片，足球场三片，草地滚球场五片，其他还有曲棍球场、棒球场、田径场等”。那一年，日本作家河东碧梧桐游历上海，曾在日记中写道： “在公园走了一圈，打网球的人，约三成是西洋人，其余都是日本人。”
9洞的虹口高尔夫球场由上海少年高尔夫俱乐部承租，夏天的时候限制在每天9点之前入场。成年人可买长年票入场，持长年票者每年都有百人以上。据记载，1910年，在此参加高尔夫比赛的人数达到5845人。1928年6月，虹口公园对华人开放，参加体育运动者十分踊跃，在这里打高尔夫需要排队进入。从1933-1937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园地报告”统计数字看，在虹口打高尔夫球的人数为：1933年11016人，位居第二，仅次于草地网球(17526人)；1935年，打高尔夫球的为8740人，次于草地网球(17008人)和足球(9702人)；1937年，打高尔夫球的为3690人。
虹口公园的体育设施在当时已经相当完善，所以两届远东运动会均借用此地作为比赛场所—— 这段历史和高尔夫关系并不紧密，但却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为什么上海能成为当时高尔夫的温柔乡。奥运之声，最早沁入中国人的心田是在1915年的上海。当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国际奥委会[微博]向上海组委会发来了贺电，并邀请中国参加1916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六届奥运会(后因一战而中止)。1921年，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又在上海举行，加纳治五郎(日本柔道之父，亚洲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作为国际奥委会的代表出席并在开幕式上致辞，这是中国第一次接待国际奥委会委员。时隔三年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于1924年5月24日在上海成立，这标志着外国人控制中国体育比赛的终结。193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其团体成员，即中国奥委会。这么看来，上海真是一个梦开始的地方。
虹桥：第一座18洞球场
作为上海第一座18洞球场，虹桥高尔夫俱乐部同样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的黄粱梦。从1890年球场的前身“老裕泰”马房建立开始，到1914年马房变球场，再到1916年球场扩建为18洞，这片土地几乎不曾接待过一位中国球友。
光绪十六年，一位英国侨民在程家桥西堍买下1.3万平方米的土地，开设了一座马房。经过10年经营，马房占地面积扩展到6.7万平方米。民国三年( 1914年)，马房主人病故，地产由太古、怡和、汇丰、中国肥皂等8家银行各出官银1000两收购，并改建为“虹桥杓俱乐部”，又名“虹桥高尔夫俱乐部”(The Hungjao Golf Club)，会员限额80人，会员每月缴会费17000元(银元)。两年后，球场扩大为10万平方米，球洞增为18个。民国十九年( 1930年)，球场面积扩大至27.7万平方米，成为沪上洋行大班消遣娱乐的首选地。上海沦陷后，球场由日军占用，抗战胜利后又回到了英国人的手中。
虹桥高尔夫俱乐部也是迄今档案资料保存最完整的上海老球场。人们现在可以通过俱乐部当年在上海市社会局登记的文件，一窥民国高尔夫的消费水平和俱乐部的经营情况：
创办人：C.M. G. Burnie、R.G. MacDonald、R.M.J. Martin、E.G. Jamieson等七名英国人
开业时间：公历1916年10月21日
沿革：1930 年2月20日政府备案；1930年依照香港1911年及1925年公司法组成；1946年2月5日第二次改选
负责人：太古、怡和、汇丰、中国肥皂、建筑工程等8家洋行之经理
组织概况：俱乐部分设财务组、房屋与酒吧管理组、杓球场务组、杓球练习与竞赛组。由总干事1人和干事7人分别负责。
会员分类及人数：常年会员80人(限额175人)；其他会员92人(限额148人)
经费来源及数目：会员每人每月缴会费17000元(自公历1947年1月起每人22000元)
消防设备：正在更换新件
卫生设备：完备
华工人数：30 余人
“基本没有中国人来打球，美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法国人都有，他们来的时候都是开大吉普汽车来的，很气派。球场里面有餐厅、酒吧、球具租赁以及球具寄存……从水里把球找出来，有时候客人会给小费鼓励，有时候也不给，但是不去找或者找不到很多时候会受到打骂的。”大约五年前，一位十几岁开始在虹桥做球僮的上海老人讲述过老球场的故事。如今中国第一批球僮都已经不在了。
江湾跑马厅：中国人自己的球场
西方体育能被中国人所接收，最主要的是中国人需要它，中国人需要强健体魄，也需要“运动任侠之精神”。1911年，沪上巨贾叶澄衷之子叶贻铨不愿在上海跑马厅看赛马时与洋人分看台而坐，在江湾乡以每亩60元、高于时价10元的代价从农民手中收购土地，建成后来被称为“万国体育场”的江湾跑马厅。
由于一心要与洋人一争高下，占地1200亩的江湾跑马厅完全模仿上海跑马厅的样子，三面筑有巨大的看台，马场外圈设赛马跑道3条，周长5604码。马场内圈铺设绿地，陆续建成网球场、棒球场等体育设施，其中就包括一座于民国十五年( 1926年)开业的18洞高尔夫球场，最长洞527码，最短洞134码。球场由上海高尔夫球总会承租，年租金为1万墨西哥币。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江湾跑马厅的竞争，从1911年开始，原本拒绝华人进场的上海跑马厅开始吸收中国人为名誉会员和聘请会员。
约十年之后，由于江湾跑马厅产权全部转让给上海市政府的万国体育会用于举办大型运动会，高尔夫球场亦做它用。“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江湾跑马厅几乎全部毁于炮火，原本是高尔夫球场的那片草地成为了日军的养马场，后又改为农场。解放后，政府接管的江湾跑马厅逐渐发展为有手表和自行车工厂的“新工业村”。如今，创智天地、甲骨文与百度的大楼正耸立于昔日那片五金大王家族的18洞土地上，某种意义上说，轮回又将时尚与智慧的结合送回了这里。
(文/王正 编辑／朱明 摄影/大地 部分资料图片提供/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乌林奇先生 刊登于《高尔夫大师》杂志 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