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布赖恩-科里(Brian Curley)这个名字，对于普通的球友来说或许还是有些陌生；但是一说到这位球场设计师的作品，那就绝对堪称家喻户晓了。深圳观澜湖(微博)12个球场中的10个、海口观澜湖全部10个球场、云南石林的3个球场、甚至还包括大名鼎鼎的春城湖畔以及即将举办中国公开赛(微博)的天津滨海湖，这些球场的实际设计执笔工作，都是由布赖恩·科里或者他所担任的史密特-科里设计公司承担。

　　有料不在声高

　　全球金融海啸的大背景下，美国高尔夫产业的发展似乎正在遭遇瓶颈——越来越多的球场因为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以至于直接成为亚洲、尤其是中国买家收购的热门对象。然而与此同时，同样来自美国的科里却忙得不可开交，他没时间担心高尔球运动是否合传统主义者的口味，也无暇顾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他在忙于设计球道、果岭和沙坑。“球场设计师这个行业中只有三种人──一种是阿诺德·帕尔默(Arnold Palmer)那样曾经做过职业球员的巨星，一种是一家人都是高尔夫球手或球场设计师的名家，还有一种就是像我这样的怪人。我们没有名气，我们只是建球场的人。”

　　的确，出生并成长于美国加州的科里没有显赫的职业球员经历，更没有辉煌的家族产业背景。自从1982年从圣路易欧比斯波的加州州立科技大学建筑与环境设计学院毕业、并开始其高尔夫球场的设计职业生涯以来，科里便一直在这个行业默默耕耘，心甘情愿地为一些更加耀眼的名字作嫁衣。最初，科里加入了Landmark高尔夫公司担任土地规划师，1997年离开该公司自立门户，并与前同事也是好友的李·史密特(Lee Schmidt)联手创立了史密特-科里高尔夫设计公司，随后迅速把重点放在了中国市场。

　　好在是金子总会发光，随着科里亲自执笔设计的深圳观澜湖奥拉沙宝球场获得2009年全国百佳球场第七名、深圳观澜湖北戴球场获得最佳新场第七名、新近亮相的海口观澜湖黑石球场成为2010年亚洲最佳新球场、Lava Field球场入选《高尔夫世界》杂志的“全球百佳”、以及石林领袖峰等球场成为业界翘楚，这位低调的设计大师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和赞许。近年来，科里获得的荣誉包括《亚洲高尔夫月刊》的“亚太区最佳高尔夫设计师”称号，而史密特-科里公司最近也入选了《高尔夫杂志》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高尔夫设计公司”行列。不仅如此，科里本人还是美国高尔夫球设计协会的长期骨干会员。

　　拒绝一成不变

　　“我出生在加州圆石滩，从小成长的环境都是被很多经典的高尔夫球场包围着，该区域也被人们称作‘世界高尔夫首都’。我很小的时候就很有艺术细胞，那个时候就喜欢绘画，所以在我身上，艺术、设计和高尔夫就很自然地结合起来”，科里如此描述自己当初走上球场设计这行的心路历程，“在那个时候(70年代中期)高尔夫球场的职业设计师还很少，不能和今天相比，但是我在13岁的时候，就很自然地决定要以高尔夫球场设计来作为营生的职业了。”

　　随后近40年的埋头苦干，也让科里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但是当他对我们介绍起他的设计理念时，科里再次强调了职业生涯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首先是伟大的麦肯济(Alister MacKenzie)，而他的Cypress Point球场是我个人的最爱”，科里表示，“这座球场充满了乐趣，因为它完全不遵守所谓的设计‘规则’——它的18个球洞一气呵成，不存在前9后9；它有背靠背的5杆洞，还有背靠背的3杆洞；它的球道距离很短，但却又很开阔；惟一符合常规的是标准杆还是72杆，但前9、后9的杆数却分别是37杆和35杆。”

　　“后来我便有幸与传奇设计大师彼得·戴伊一起共事，这一经历更加完善了我自己的设计理念。我从大师那里学到，千万不要用一成不变的所谓‘理念’来限制自己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要在充分尊重高尔夫运动传统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紧跟球场设计的潮流。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坚持，比如相比其他很多设计师喜欢在发球台上就给球手制造很多障碍和盲区，我更希望球手能够轻易找到他们开出的白球。最近一段时间我还尝试着建造一些距离更短的球场以降低难度，结果反倒大受欢迎。”

　　科里及其设计公司进军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1996年，而他在中国高尔夫地产业主圈中获得广泛肯定不仅仅因为高质量的设计，也多亏他的灵活性、适应性还有容易合作的工作作风。“一座球场要想获奖，会受到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比如周边环境、地形地貌、自然天气等等，但这不代表客观条件有限就肯定建不成伟大的球场。事实上，我们在中国完成的很多项目就存在这样的情况，比如在东莞一侧的5个观澜湖球场，就完全是设计师才华的体现。而且我们在中国建造球场还特别重视预算的问题，因为残酷的现实就是，许多吸引了无数关注也屡屡获奖佳作，却也离关门大吉不远了。高尔夫球场本身是一桩生意，职业设计师要为业主考虑经济的问题，而不是只想着如何拍出美妙的照片。”

　　坚守中国阵地

　　迄今为止，科里已经参与了中国不下35个高尔夫球场的建造，他表示，目前他85%的工作都在中国。一般他每个月都有三个星期待在中国，通常要么是在公司位于云南昆明的办事处，要么就是在海口的另一个办事处。其余的时间，科里与妻子和两个儿子生活在美国小城斯考特斯戴尔。最近这段日子里他很少有时间打高尔夫，个人的高尔夫差点指数从原来的2滑落到了9或者10。

　　“对于我个人来讲，深圳观澜湖球会的龙岛球场和俊岭球场是我在中国高尔夫设计生涯的开始”，科里向我们回忆道，“当时我认识高尔夫世界杯的运作人Burch Riber先生，他告知我观澜湖计划在36洞尼克劳斯设计的球场基础上扩大规模，设计任务不只是球场本身，还包括整个项目的总体规划，而这正好是我的特长和专业。我和观澜湖就这样开始了15年的缘分，我们一起做出了很多球场，我很多美好的回忆都结缘于此。观澜湖几乎成为我自己家之外的另一个家，我参与了整个项目中的大量工作，包括观澜湖12个球场中的10个球场的设计，我还参与了尼克劳斯球场的改造，并参与了诺曼球场初步阶段的设计工作。现在，海口观澜湖项目又成为我们缘分延续的新篇章，对此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来感激当初对我青眼有加的朱树豪博士一家。”

　　“总有别的设计师同行问我为什么要在遥远的亚洲工作，‘你的作品没人会看到’，但是我自己真的感觉非常开心，而且我感觉我的工作正在影响整整一代球手，更别提这些建设项目带来的许多工作机会。在海外与一帮像我这样远离家庭和朋友的人一起工作的感觉是非凡的，我们很容易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也有人将来会传递薪火。体育总能打破坚冰，搭起跨文化的桥梁，我们正在高尔夫的领域竭尽所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从一开始就决定不要仅仅只是‘湿脚’，而是一头扎进水深莫测的中国市场，现在我们还要坚持留守，而且对中国高尔夫的未来持续乐观。”

　　对于很多来中国工作、生活的外国人来说，如何排遣闲暇时的无聊是个巨大的挑战，可是在科里的身上，似乎却没有这个问题。“我把白天几乎全部奉献给了高尔夫，这样到了晚上，我就有时间来从事我最大的业余爱好——音乐了”，科里最后跟我们透露，“我可以演奏好几种乐曲，不过玩得最熟的还是吉他，尤其喜欢去酒吧现场演奏。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会尽可能赶到我在昆明最爱去的一家——双喜酒吧，在那里跟一些当地的乐手同台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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