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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王斑在《历史的崇高形象》里有一段话：“此书是从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酝酿、思考写成的，因而染上了那个时期浓重的躲避崇高、反崇高的情绪……如果我现在有机会重写这本书，我的倾向会跟原来不一样……这时代，反崇高已经跌落到了迷恋自己的肚脐眼以下，落到了肉身的吃喝拉撒的底层，走向了反面。”

　　在中国的主流意识里，崇高是作为一种美学形态加以标榜的，只要是英雄就必定是完人，中国是一个缺乏英雄的国度，却从没有放弃过“造神”运动。但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个反崇高年代，人们似乎更愿意关注“下半身”。一个企业的年会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全球最大的制药企业辉瑞公司在东莞厚街举行年会，4500名与会员工分别入住厚街7家五星级酒店，据说至少可以为当地带来3000万元的消费。知情的人都会会心一笑，因为辉瑞这个万艾可的制造商，如此高规格、大规模地在东莞举行年会，自有他的深意。长久以来，东莞就是风花雪月的代名词，这里对“伟哥”的贡献一定举足轻重，辉瑞公司选择厚街不正是要亲近市场，向客户致敬之意吗？在这个发条黄色短信都要禁机的年代，辉瑞的举措告诉我们，男人的乐趣是不会受到政策的限制。

　　万艾可有错吗？当然没错，它甚至是一个好东西，它只是适应了市场的需求而蓬勃发展，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市场的活跃程度。我们处在一个调侃的年代，所谓英雄变成了专供调侃的笑话，甚至很多人已经把卑微和无赖当成了一种生活常态。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不需要崇高、不需要英雄呢？其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英雄难得，我们才会对英雄的堕落扼腕叹息。从男人的正常需求来看，伍兹的举动并非完全没有理由，那些一再指责他犯错的人又有多少是清白之身。但老虎是英雄，他曾经的形象是高大全的，他不是达利那种“恶棍”形象，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曾经完美的男人也和普通人一样有着强烈的情欲，当这个高高在上的“神”摔落人间，却正好符合了我们这个时代迷恋肚脐以下的“反崇高”情绪。对于很多的高尔夫爱好者来说，伍兹之所以是神是因为他在场上的表现，只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一个完美的英雄偶像才塑造了一个虚伪的伍兹，抛开他虚伪的面具，回到场上的伍兹仍然会是万民偶像。

　　这又是一个无所畏惧的时代，个人及宗教信仰严重缺失，所以我们胆敢卑微，所以我们胆敢无赖，所以我们胆敢反崇高。在中国足球副主席南勇涉案被拘后，我的朋友总结到，“韦(伟)哥上，南哥下”，在中国足球一塌糊涂之后，一向庄严的国家机构彻底沦陷为人们调侃的对象，著名足球记者李承鹏说“举国体制才是恶之花”， 它使中国从来没有独立的体育，那些我们曾经以为的崇高金牌其实有着多少说不清的故事。

　　足球如此，高尔夫呢？如果举国体制真的是恶之花，那我们是否应该怀疑我们的高尔夫部门。为什么我们的高尔夫更像房地产产业而不是体育？为什么中国的高尔夫竞技水平这么多年来不见长进？为什么职业环境在反反复复中得不到根本性地改善？在这个迷恋肚脐以下的反崇高年代，还有什么是不可以怀疑的呢？

　　如果有些崇高是靠道貌岸然，靠弄虚作假来实现的，那么我们可以毫无犹豫地推翻过去的意识，拒绝别人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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