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清　深圳报道

　　五星红旗覆盖的高尔夫球又有着怎样的吸引力，能让这位全球知名财经杂志的主编放下工作，不远万里而来，只为体验那一挥杆的乐趣？

　　最新一期《财富》杂志(《Fortune》)的封面人物用的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封面上“

老克”

　　眼神锐利，双眉微锁，嘴唇紧闭。然而以黑白为基调的封面中，最吸引我视线的却是右上角一块黄色标签上赫然显现的一只鲜红圆球，上面覆盖着金色五星红旗，定睛一看，才发现是只穿上红色“外衣”的高尔夫球，左边的注释是“Mission　Impossible，Golfing　Througha　Typhoonin　China(不可能的使命：台风天在中国打高尔夫)”。

　　这里的“Mission”有另一重含义，代表“Mission　Hill”———观澜湖

　　“使命”固然艰辛，然而乐在其中，因为能“to　understand　the　growingallure　of　golf,that　most　quintessentially　bourgeois　pastime(体会这种中产阶级精粹休闲方式日益增长的吸引力)”。

　　那么，五星红旗覆盖的高尔夫球又有着怎样的吸引力，能让这位全球知名财经杂志的主编放下工作，不远万里而来，只为体验那一挥杆的乐趣？

　　不可能的使命

　　8月，Clay　Chandler和他的摄影师Greg　Girard飞抵香港，从机场直奔深圳观澜，内心充满了兴奋和期待———等待他的，将是世界第一大高尔夫球会精心策划的、整整一周的高难度挑战。

　　观澜湖高尔夫球会掩映在广东工业地带的一片绿色中，2004年世界吉尼斯纪录确认，它超越了只有8个球场的北卡罗拉那州Pinehurst球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球会。这个纪录还在不断刷新，明年夏天，球会将再添2个球场，达到216洞。

　　当然，仅是规模上的“大”，恐怕难以对这个见多识广的知名杂志主编产生如此强烈的诱惑，最重要的是它与众不同：这个能同时体验到十大巨星、五大洲风格的经典球场，成为了Clay期待的一大原因。

　　在观澜湖设计师的名单上，我们看到一连串显赫的名字：有来自澳大利亚的Greg　Norman，保持世界排名第一的时间接近10年，赢得过74个国际赛事的冠军，其中包括18次PGA巡回赛冠军。Greg擅长制造球场难度。一般国际球场的难度指数在120-130之间，但他在观澜湖设计的这个球场，难度指数高达150以上，所有球道环绕一个高山，是整个亚洲区难度最大的球场。Clay在这位澳大利亚著名球手设计的球场上打了两场球，第一次成绩是138杆，平平无奇；所幸第二次———也是Clay在观澜湖打的最后一场球，成绩101杆，进步不小。

　　1994年建成的世界杯球场，由Jack　Nicklaus设计，是美国PGA承认的首个中国球场。Jack　Nicklaus巧用沙地和水池，创造出版富有挑战性的球道，尤其是第七洞，有“魔鬼洞”之称，泰格·伍兹等著名球手都到这里留下了精彩的挥杆。世界杯球场的名字亦来源于1995年在这里举办的第41届世界杯高尔夫决赛。在这个球场，Clay的成绩是112杆。

　　在David　Duval球场，Clay打出了107杆。这个球场，有三条从周围山上流下的河流，穿插经过13个球洞，创造了众多水障，使球手必须面临是迎难而上还是却步不前的选择，最大限度地挑战球手的勇气。2001年获得英国公开赛冠军的David　Duval，是自从“老虎”伍兹出现以来，第一位超越他的排名成为世界第一的选手，迄今，这位非常具有个性的美国选手，共获得了13次PGA巡回赛的冠军。

　　这个名单上还有被誉为是国际高坛“教父”的David　Leadbetter,充满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传奇色彩的Olazabal，以及举世公认的女子高坛“老虎”Annika　Sorenstam等等。

　　来自中国的“绿色鸦片”

　　不过，最令Clay惊叹的是，他正在享受的这片“绿色鸦片”，14年前还是一片荒山野岭。

　　14年前的观澜是个扶贫镇，从深圳开车到那里，走的是一条烂泥路。早上6点钟从香港出发，下午2点才能到，到了的第一件事是找厕所。然而也就在那个时候，有人看中了这块“山高皇帝远”的土地，从深圳市政府手上一口气买下10平方公里，在上面投资建5个高尔夫球场。

　　这位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叫朱树豪，他1977年就来到内地投资，亲身感受中国的高速发展。然而他也发现当时的中国缺乏国际化的交流休闲模式，商务活动除了在办公室还是办公室。早年在加拿大和泰国都有高尔夫投资的朱树豪认为，高尔夫正是一种可以弥补中国商务交流休闲空白的“国际化交流语言”。1992年小平二次南巡，希望深圳像香港一样成为国际化城市。朱看到了这个机会，决定顺应时势，修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高尔夫球场，来提供与国际化城市相配套的国际化运动休闲服务。

　　1995年，观澜湖获得承办第41届高尔夫世界杯的资格，并促使深圳市政府修建连接观澜湖和关口之间的高速公路，促进了沿途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当地的招商，缩短了到深圳市区、香港、东莞、广州的时间，增加了打球的人数。2002年朱再度出手，在东莞市政府处获得一批球场用地，将球会规模扩大了一倍。

　　一个球会用12年时间成为世界第一，Clay　Chandler觉得，那是“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的奇迹”。

　　确实，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这样的奇迹———1984年中国还没有一个18洞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的人也寥寥无几，而今天中国已经拥有320个球会，400个球场，50万个高尔夫球手。

　　朱树豪说：“如果不是

　　“这几年，南中国打球的人飞速增长，2004年，我们的接待量是周末不到2000人次，平日仅800人次。”据球会副主席朱鼎健介绍，“而现在周末的平均接待量是2500人次，工作日都有1500人次，而碰到大型节假日，打球的人达到3000人次。”

　　被幸福一杆击中

　　在Clay　Chandler的7天高尔夫之旅中，和他一起打球的有高尔夫马拉松赛的冠军Baker，香港玩具商Howard　Qiu和观澜湖执行董事朱鼎耀等等。

　　Baker是香港国际学校经济学教授兼体育总监，高尔夫职业级球手；HowardQiu在广东设立了玩具厂；而朱鼎耀，朱树豪二子，师承大卫利百特，是朱家唯一一个达至职业水平的球手。

　　HowardQiu是观澜湖一个典型的会员。深圳、东莞乃至整个珠三角有很多这样的企业主，把会客室、谈判桌搬到了高尔夫球场。朱鼎健笑称现在的商务模式是“在办公室谈高尔夫，在高尔夫球场谈生意”。一场球下来，生意伙伴就成了朋友。这也形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高尔夫礼仪，比如在中国打球时是可以使用手机的，而打球成绩不可以超过你的老板和客户等等。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经常打高尔夫其实很简单，看他(她)的皮肤颜色：经常打高尔夫的人手臂都被染成了古铜色，散发阳光的气息，而常年坐办公室的人皮肤是苍白的。

　　初识高尔夫，有各种机缘。有的出于好玩，朋友圈子里有人打，于是被拉着上场；有的出于需要，生意伙伴喜欢打，要练兵。然而，对很多人来说，第一次上场打高尔夫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回忆。同伴挥一杆，球飞出200多码；而自己使劲打，也不过五六十码，还总打不到球，整场下来差不多是跟着朋友跑了一圈。一不留神，一个球从侧面飞出，成了一枚球弹，击中了某个不幸的人。那时别说享受绿地氧气阳光友谊，那种沮丧挫败感只让人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挫败感反而激起很多人的征服欲，征服欲让人欲罢不能。高尔夫被称为“绿色鸦片”，打高尔夫一旦上瘾，打球的动机也就可能随之发生改变。高尔夫成了一种寄托，想要降低杆数的冲动令“瘾君子”们不停地挥杆。

　　然而，打好高尔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高尔夫是一场和自己的竞赛，讲究身体的协调，心态的平和，心情烦躁时，你越想打好，往往越打不好。要打好高尔夫球，球手要学会放松、自信、勇气、克制、专注、冷静、果断、耐心，只有锤炼好自己的性格，才能让自己的心、握着球杆的手，和眼前安静而蛊惑的小白球，合而为一。越是优秀的球手之间对抗，拼的越是心态、心理素质。因此，人们甚至把高尔夫称为“禅宗高尔夫”。

　　打高尔夫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很多老板都说自从改打高尔夫后，身体好了，生活有规律了，家庭和睦了，工作效率提高了，品位不同了，接触的人档次也提高了，商业机会也更多了。

　　高尔夫打得好效果就更不同了。“打70多杆和打90多杆，做生意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你打得好，受到的主动邀约就会越多，机会也多；打得不好，约你打球的人自然就少，机会也少。很多朋友知道你打得好，就会常来找你切磋，可以说是以球会友。”捧走“中澳名人高尔夫邀请赛”冠军奖杯的北京人民电器投资集团副董事长寇立国曾对媒体如是评价。而我的一个同事，去年8月参加21世纪名人高尔夫球赛，在博鳌索菲特高尔夫球场上，一杆进洞，至今还能见他不时回味那一杆的激动和销魂。

　　Clay　Chandler在南中国夏日酷热阳光下被烤得像沙坑上的青蛙，迅猛台风时遭遇倾盆大雨淋得像落汤鸡，脚跟磨出高尔夫大小的水泡，在“禅宗地带”有个绝佳机会抓“小鸟”，却打了个“臭球”，恨不得“用手中的轻击杆剖腹自杀”……然而Clay却乐此不疲，斗志昂扬地完成了他的使命。

　　打完最后一场球，夜幕已经降临，Clay　Chandler在月色下欢呼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