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体育讯　在高尔夫作家张建国看来，研究高尔夫的人无非是两类：一类研究球具，一类研究球技。那么我既不关心球具，也不关注球技，能否算是研究高尔夫呢？其实，张指的是狭义的高尔夫，即把高尔夫作为一项体育赛事或者运动来看待，而高尔夫在中国，其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远远大于其作为一项赛事或运动本身。这样的理解，或许能为自己边缘化的视角找到一丝宽慰。

　　回到二十多年前的1984年，霍英东投资建立中国大陆第一家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被视为中国高尔夫起步的标志。此后十年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中国高尔夫协会成立(1985)，各地陆续开始组建高尔夫俱乐部，高尔夫被列入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1990)，《中国高尔夫球运动实行职业化制度的具体方案(草案)》出台(1993)，但是中国的高尔夫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直到1994年，国际汽车制造商沃尔沃(VOLVO)公司的介入，并于次年举办“沃尔沃中国巡回赛”，把奖金从4万人民币提高到40万美元，才给中国高尔夫带来了新气象。再后来的十年，或者说到今天为止，各种职业巡回赛陆续登场，中国的高尔夫似乎出现了繁荣兴旺的场面，可其实除了奖金金额在节节攀升之外，其他倒是看不出有太大变化。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中国高尔夫球界似乎不大管用，张连伟式人物的出现可谓寥寥。按照概率理论，大批的优秀选手的培养需要广泛的大众参与基础，那么中国高尔夫的不成熟的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其发展历史较短。然而，高尔夫落户中国后滋生的、在赛场以外的若干怪异现象，如果也归结为发展历史短的原因，就是不可取的懒人思维了。那么，高尔夫在中国到底出现了什么怪异现象，遭遇了什么样的尴尬，还是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高尔夫=高门槛？

　　高尔夫这项传说是苏格兰牧羊人发明的运动，由于消遣性极强，出生不久便与贵族结下了不解之源。1457年，苏格兰王室曾颁布一项“完全停止并且取缔高尔夫球”的法令，就是因为它妨害了苏格兰青年演练“国术”射箭。但有趣的是，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四世却嗜高尔夫球成癖，使得高尔夫最终在贵族阶层里流行开来。

　　随着高尔夫运动在全球的扩展，其头上的贵族光环正在逐渐消退。在高尔夫普及率和产业化程度最高的美国，高尔夫早已突破“贵族运动”的界限。2600万高尔夫参与者拥有2万个球场，有80%属于公共高尔夫球场。平时在公共球场打球的消费只需10-20美元一场，收费最低的只要8美元。而且美国的很多高尔夫球场对老年和少年练习者都有特别优惠。

　　然而，高尔夫的贵族光环在今天的中国却没有消失。高尔夫运动的高昂费用成为横在大众面前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在很多人眼里，高尔夫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字眼。试算一个标准的业余高尔夫球手一年的花费：如果按每年打40场18洞，每场1000块计算，一年下来就是4万。中国一个普通工薪阶层按月薪2000块计算，一年不吃不喝刚好能打24场。其实这还没考虑前期投入的“沉没成本”，即球具与服装、练习费用、下场费用，被称为“三个一万”。此外，购买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球证则更不在一般人的考虑范围了。

　　虽然中国第一家公共球场深圳龙岗球场已于2002年11月开业，但这是目前国内惟一的一家公共球场；虽然中国的一些大城市里高尔夫练习场在逐渐增加，但是众多高尔夫爱好者沮丧地发现，当他们拥有了一个好的挥杆之后，却仍旧打不起球场。《泰晤士报》就曾尖锐地指出，“这无异于在大沙漠里拥有一个钓鱼杆，毫无意义”。

　　“高尔夫门”

　　所谓“高尔夫门”，是指与高尔夫有关的丑闻。虽然丑闻不是高尔夫移植中国后特有的产物，但也能折射出一些“中国特色”。

　　第一个例子发生在2003年秋收后的山东省即墨市马山地区，那里三个村的4600多亩地俨然成为一个巨大的工地。施工方负责人对此的解释是“改良荒地”。然而解释被“荒地”上的玉米秸和果树残根戳穿之后，他们又抛出“农田平整”和“建设绿化园区”等说法。但是据当地农民反映，这大块土地原属于数千农户的承包地和口粮田，并非施工方所称荒地，这种说法也被国土资源部调查所证实。实际上，这里在建设的是青岛马山高尔夫俱乐部和青岛马山国际旅游度假村，而且建设过程中并没有办理任何开工手续。

　　第二个例子是2004年初被央视曝光的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这是一个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的例子。2000年10月，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为支持教育产业，以每亩5.5万元的价格出让土地1万多亩给“东方大学城”，这个价格只是当时同等土地市场价的20%左右。然而，“大学城”的规划图里显示，别墅、度假村、美食街一应俱全，更为甚者，首期1万多亩“教育用地”中有6640亩用于建造高尔夫球场，这显然不是大学城里必需的设施。“大学城”的财务报表显示，其自有资金仅2亿多元，总负债却达20多亿。由于土地升值，2003年资产评估已高达33.8亿元，“大学城”就是以偿还高额负债为借口与主管部门周旋，来达到教育用地转化为商业用地出售，从而赚取利润的目的。

　　第三个例子事关原三九企业集团董事长赵新先，赵于2005年11月被刑事拘留事件也同样与高尔夫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三九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深圳三九药业有限公司于2000年从港商手中全盘接下开设6年却几无进展的坪山镇高尔夫球场项目，耗资约5亿元，并将原来的深圳海景高尔夫度假村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三九大龙健康城有限公司。据知情人士透露，赵新先一度热衷于打高尔夫，并曾宣称投资43亿元，用5年时间打造“亚太地区最大的国际性健康、休闲和文化艺术中心”。但是由于相关用地手续不全，三九健康城项目于2004年中被深圳市政府全面叫停。另外，健康城项目涉嫌个人中饱私囊问题，并且在三九集团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交易。问题的集中暴露使得赵新先未能“美梦成真”，而赵被拘事件也成为了全面引发“三九危机”的导火索。

　　以上三出“高尔夫门”事件或许只是全国各地几百例中的个别案例，相当部分的高尔夫球场建设过程当中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违法征地、违规用地的问题。虽然“与民争地”的情况并不只是发生在建造高尔夫球场项目上，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供少数人消遣的高尔夫球场侵占关系上千农民生计的耕地，这样强烈的对比又是发生在占世界7%的耕地养着占世界22%人口的国度，想不吸引人们眼球都难呐！

　　为中国式高尔夫把脉

　　中国式高尔夫的尴尬在于：想培养更多的优秀选手，但缺乏广泛的大众参与基础；想扩展大众参与面，却无法降低高昂的费用；想兴建更多球场形成竞争来降低费用，最终因大量违法占地而被叫停。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实际上，道理和大跃进年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一样的，我把其症结归纳为两个字：浮躁。

　　首先，是高尔夫球场投资的浮躁。有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全国有高尔夫球场地195个，在建或即将完工的高尔夫球场大约还有500到1000个。这其中大部分是“第二个十年”的产物。在这十年间，一窝蜂的投资高尔夫球场表现为一轮又一轮的“圈地运动”，而这些行为的真实意愿表达，不是为了高尔夫这项运动，而是变相搞房地产。据业内人士透露，一个3000亩的高尔夫球场项目，至少可以拿出1000亩来建300幢别墅，按每平米5000元出售，一幢300平方米的别墅就可卖150万元。因此，“豪华别墅配高尔夫球场”已成为业内的“惯例”。

　　其次，是高尔夫运动推广的浮躁。不少高尔夫俱乐部和媒体极力打造高尔夫高端化形象，走明星化路线。高端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高尔夫消费的价格水平高居不下。根据“二八定律”，理论上定位富人市场无可厚非，但实际上中国目前尚处于市场培育阶段，如果高端市场的开发不尽如人意，而又不屑于眷顾低端市场，那只会把高尔夫运动推向认知不高、亏损不断的空中楼阁困境。而明星化则具有纯粹抄作嫌疑。几十万美元出场费只为邀请老虎来打一场表演赛，或者认为某某娱乐圈大腕出现在高尔夫球场就是时尚，也许能培养出一大批盲从的“粉丝”，从长远看却无疑是舍本逐末的肤浅做法。

　　再次，是高尔夫参与者的浮躁。高尔夫在中国的娱乐成分似乎大于运动内涵。许多人来球场是为了寻求开心和刺激。那位捡到老虎打掉的草皮高兴地嚷嚷的老兄让人贻笑大方也就算了，富豪当中赌球成风却已经成为触犯法律的事情。此外，有些人球技提高很快，绅士风度丢弃也很快，如随随便便就带朋友下场打球，斥责球童耙沙抹脚印为浪费时间等行为，都是有违高尔夫传统和精神的。

　　既然把完脉，当然得开方。方子上书三条：

　　1、球场审批牢把关，在建项目严监管；

　　2、明星平民共参与，市场定位忌跟风；

　　3、态度专业是正道，宣传引导树新风。

　　这第一条是对主管部门说的，审批和监管不是同一部门则更需要相互协调。这第二条是跟投资方讲的，成熟的市场必然是一个细分的市场，扩展高尔夫的参与面才是正确的发展方向。这第三条是向我们媒体提的，传播高尔夫精神，使得高尔夫由“贵族运动”向“绅士运动”的实质归位，既是广大媒体的义务，也是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作者简介：

　　王立平，浙江台州人，浙江大学经济学专业，现从事金融业。在《浙江金融》、《新金融》等杂志发表论文数篇。虽对经济学帝国主义不敢苟同，但喜欢从经济学视角观察人生百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