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走进我的医生的办公室，说道：“嗨，医生，我这几周以来感觉不舒服，我觉得自己快要变成一只蛾子了。”他看了看我，说：“哦，那你不应该来这儿，你应该找精神病医生。”我答道：“我知道……不过我看到你的诊所亮着灯。”
医生问我：“你到底喝了多少酒？”这个问题我本不想回答，但还是告诉他了。我每天要喝一瓶多，不过这个事情的积极一面在于，起码我喝得很快。“葡萄酒吗？”他说。
“啊，不是，”我说，“Bushmills，Jameson’s，RedBreast，清洁剂……你知道，手边有什么就喝什么。”
医生叹了口气说：“戴维，一天喝一瓶？你没想过自己需要帮助吗？”
“没有，”我说，“我一个人就能喝完。”
后来我还是决定戒酒了，动力是我的6岁的女儿，还有我妻子，这两位高高在上的女人。前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瘫坐在躺椅里，身边的桌上放着几乎喝空的酒瓶。女儿爬到我身上，揪着我的耳朵，抵着我的前额。她露齿而笑，话语中带着孩子特有的哲理：“爸爸，你需要再开一瓶了。”那位高高在上的女士从书本上移开视线，看了我一眼，苦笑了一下。
“废话！”我想，“当然要再来一瓶。”于是我叫她去给我拿一瓶，并且下定决心喝完这瓶就戒酒。第2天是我一生中最长的一天。第3天早晨醒来时，我感觉很奇怪，25年来我第一次不知道要做点什么才好。我去刮胡子，修剪完右边就到左边找对称，这样反反复复，最后发现，如果还不停手的话，要不了5分钟我看上去就会像阿道夫·希特勒一样了。
我是一个酒鬼，但这不是我的错。我估计高尔夫才是罪魁祸首。一轮比赛里挥杆的时间加起来只有3分半钟，那么剩下的4个半小时你让我干什么去呢，嗯？当别人掏出小瓶的威士忌，那香味一个劲儿朝我鼻孔里钻的时候，让我情何以堪呢？我的爱尔兰血统当中天生就有把大桶的威士忌朝喉咙里灌的本能。上次看到爱尔兰蒸馏酒的股票上涨了14个百分点，高兴得我喝到不分东西南北。
我的酒鬼朋友不少，他们开始酗酒后惟一的可取之处就是，他们所讲述的醉酒的故事其数量和质量日见提高。比如说PJ，有一天晚上他走在都柏林的利菲河边，遇到一个老人。他就停下来把酒瓶递过去，但老人没有接，PJ发火了，一拳打过去，然后就醉倒在地不省人事了。几个小时后他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身上盖满了鸟粪，手弄破了，躺在Partrick Kavanaugh的雕像下。“并没有什么曾经是酒鬼一说，”他告诉我，“你要么是酒鬼，要么不是，没有第3种人。”我也不敢肯定自己今后会何去何从，我只能说：我再也不会喝酒了……今天。
文/戴维·费赫蒂 图/Victor Juhasz 译/Mil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