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昌期的围棋人生(二)：上海棋缘 天外有天

　　二、上海棋缘

　　1932-1936

　　三十年代的大上海华洋并处，流光溢彩，种种繁华自不待言。十五岁的应昌期却要孤身一人，在这十里洋场打拼。他的使命还不止于自己的安身立命，不久后，他的弟弟也离开家乡，在上海找寻工作。作为长兄，照顾扶衬之责当然要一肩挑起。

　　在父亲托付之下，应昌期进入应星耀好友陈润水任行长的统原商业储蓄银行打工。统原银行1932年刚刚成立，规模不大，应昌期住进地下室，没日没夜地搬运货物、打扫房间、装订传票……一桩桩从最基础做起。在高级职员鲍英甫的指导下，记账、轧账等业务也暗自学习。直到一天，晚上装订好会计传票的应昌期看到一位还没下班的银行主管，这位主管因为账未做拢而无法回家，应昌期主动帮他拢账，清清爽爽。勤快聪明的小孩子谁人不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应昌期深获信任，被破格提拔为正式行员。不仅从地下室搬了出来，后来甚至月、年决算都由他一人完成。

　　统原银行位于著名商圈上海天津路，左近就是灯光鬓影的销金窟，少年应昌期却有着过人的定力和执著。初到上海，夙兴夜寐，等站稳了脚跟，闲下来时的娱乐仍然是为了未来的发展。小提琴、网球、绘画试过一遍，发觉与己不合，他不惜徒步六公里拜访住在四川北路的书画名家赵叔儒，多次程门立雪，终于感动了这位“二弩老人”。从此应昌期“搭11路汽车”（两条腿走路）往返于赵宅，练习书法、金石，卓有大成。

　　真正看到一片天地的是围棋。在慈溪无敌手的应昌期，到了三教九流毕集的大上海，在围棋上终于明白了“天外有天”的道理——他与民国数得着的名手魏海鸿有过一次较量，受四子依然大败。这盘棋发生于何时何地如今已不可考，但应昌期下一回与大陆围棋最强手见面，要等到五十年以后了。

　　棋艺上的挫折倒在其次，偶尔流连上海各地棋社时的感官对比，才是影响了应昌期一生围棋观乃至价值观的重大事件。随着国力衰颓，棋道不彰，流入民间的围棋在中国渐成茶馆里的一种赌具。下棋时吆三喝四，或蹲或站，抓起一把棋子两手来回搓弄，甚至边下棋边吃排骨面等等行为，令少年应昌期痛心疾首。而在日本人开办的棋馆中，棋具规格统一，棋书印刷精美，对局礼仪严肃，对围棋的尊重体现在各处细节。应昌期是有着极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人，“做人、做事、下围棋，都要有品味、有规格”，“为什么日本人做得到，我们中国人做不到？”“未来一定要改革围棋、发展围棋”这样的理念，在他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其间，应昌期读书阅报，了解到围棋的最新动态。东洋岛上，有位福建籍的中国棋手吴清源战绩彪炳，举日本所瞩目。而围棋在日本赢得社会关注的重要途径，就是新闻界的广泛介入。同时，《读卖新闻》依靠主办并连载吴清源对战本因坊秀哉的“三三·星·天元”之局销量猛增，可谓双赢。年少气盛的应昌期想通此节，立即提笔为上海《新闻报》写信，建议其举办新闻棋赛和开设围棋专栏。据记载，这一建议得到报纸主笔的赞赏，前者虽因现实条件所限无法成真，但围棋专栏的确从此出现在了《新闻报》上。

　　值得后人玩味的历史记录还有，在上海统原银行工作的时期，应昌期不时拜访位于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阅读、浏览日本围棋书刊。作为内山完造、内山美喜子夫妻在上海开办的日文书店，内山书店以与鲁迅的交谊在中国闻名。三十年代，鲁迅出入内山书店数百次，不知道应昌期与鲁迅是否有过一面之缘？

　　鲁迅先生于1936年辞别人世，应昌期在上海这一段长达四年有余的“学工”生涯，也要走入尾声。促使应昌期改变生活状态的原因，是他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