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子弟学棋趣事 那些年和围棋在一起的日子

2017年07月14日13:10 新浪综合
棋友对弈中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下完棋回家的路
在陕北插队期间
分手时最后一张合影,后排正中是陈祖德
作者(左)小学时
在小屋中研棋局
我在这里工作过三年
围棋小屋
棋友对弈中

    ◎郑清诒

    几分钟里明白了“围棋是怎么回事”

    我的围棋故事,多半是在清华大院里发生的旧事。

    上小学时期,清华大学工会在公寓食堂拨出一部分当成俱乐部,有时进去玩,见到下围棋的,就好奇地站在一旁看,看了很多次也不懂。据说,很多围棋大师入门都是不需要人教的,大人对弈时在一旁看看就明白了。可见我和天才的距离是非常大的。

    暑假里,荷花池食堂前边广场上晚饭后有“绿园”,备有各种书报杂志、文娱活动器具,也有围棋。因为环境嘈杂、蚊虫叮咬,大人不在那儿下棋。只有孩子借来瞎玩,这给我提供了交流学习的机会。几个下围棋的小同学,年龄虽小,却懂围棋的基本规则。在我的要求下,其中一位给我从零开始讲述最基本的围棋知识:连接、气、死活、怎么算输赢。但他毕竟年龄小,热心但缺乏耐心,讲解三言两语就结束了。他们去玩别的,我就对着棋盘想他刚才说的……想着想着,突然在几分钟里一下子完成了“围棋是怎么回事”这入门的一步,虽然离水平提高还差得远,但相当于我站到了围棋台阶最下边,由此开始找到抬腿往上的路了。这一步很重要。

    高手的棋我没法看,差距太大,看看比我稍强的同学下棋多少能有些收获。看了几次,我就试着和年龄相当的同学下,还谈不上输赢,关键是我找到了围棋的乐趣。国手江铸久说,学围棋的一个关键,是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能体会出其中的乐趣,找到围棋的规律和技巧,提高水平。看来围棋这玩意儿比较符合我的性格。

    要说我迟钝也不尽然。围棋入门中“直三”中间点一子可杀死,不是书中看来的,也不是人家教的,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那一刻真是让我欣喜若狂呀!

    虽说“开窍”了、入门了,但谈不上对围棋着迷。主要是因为年龄小,拓展知识和分类的能力差,而且物质条件不足。除了那个只有晚上才开门的工会俱乐部,通常没有其他的时间空间让我能更多地接触围棋。

    高中时期,“不幸”迷上了围棋

    整个初中我都在玩命读书,没往围棋上放心思。到高中,国家经济走出“三年自然灾害”,老百姓吃饱了肚子,娱乐活动渐渐多了起来。清华工会俱乐部从三公寓食堂挪到了十六公寓食堂,内容比以前也丰富了很多。我们也长大了几岁,周围年龄相近的同学围棋水平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我去工会俱乐部,遇见下围棋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那段时间,我有一位经常对弈的棋友。后来某一天起,这位棋友一下就“蒸发了”,再也不露面了。由于不知道他家地址,也没法找到他。小我几岁的棋友孙立哲告诉我,那位是隔墙北大的子弟,大概俱乐部管理的人知道了,不让他进来了。但那段时间,和他的对弈使我的围棋从开窍水平提高了很多。

    除了下棋,我也看棋。我观战的高手中,顶尖水平的是工物系的许纯儒老师和小学教体育的关培超老师。偶尔对弈过的大人,有籍传恕的父亲等不多几位。高中时期,我的围棋水平提高很多。当然,只是相对提高,远谈不上成为高手。围棋水平的提高,和其他领域的学习规律一样,早期水平的提高很快,进入中高级,缺乏和高水平棋手对弈及得到传授的机会,再进步一点都很难。

    高中时期,我“不幸”迷上了围棋。高中是考大学的关键准备时期呀。明知如此,我还是没法摆脱围棋的诱惑,这简直如同吸毒上瘾一样。

    我的房间成了棋友们聚集的围棋小屋

    “文革”初期,在清华教工住宅区,居委会和校卫队将教工子弟组成治安联防队,协助校卫队维持治安。开始还有些事情要做,后来全国大串联结束了,大家闲下来没事做,便开始找各种消遣的事解闷儿。“治安联防”将年龄差距很大的这群清华子弟集中起来,那段时间里大家一起学围棋、打乒乓球、学乐器、学摄影,或其他有用的技能。这么看,“治安联防”的功劳还真不小!

    围棋是那会儿清华子弟打发时间的各种选项中参与人数最多的活动。关培超关老师是围棋高手,高出我们太多,他和我们下有些乏味。但当时清华大学派性斗争激烈,院系里政治气氛紧张,关老师以前在俱乐部中结识的教工棋友多半顾不上下棋了。

    当时我住家里后门旁的小屋。小屋的位置对家里其他人干扰小,适合邀棋友来对弈。房间小,两人对弈正好,再来一个,可以加个凳子观战,再多一个,就得站着了。开始来的最多的是关老师和孙立哲。关老师多半白天来,晚上是孙立哲来,有时还有几个其他的玩伴。关老师的确是来下棋,特别认真。因为水平差距,关老师那时候得让我三四子。晚上来的伙伴们一半是下棋,一半是饭后串门。

    还是只有两人时候下棋比较好,可以专心到棋局中。人多了就是瞎聊天,天南海北什么都聊。当时大家心里想得更多的是自己的前途和生活。这是大家内心最焦虑的事。下围棋,有几分像借酒浇愁。可是我觉得下围棋还是高雅娱乐,比喝闷酒好。

    当时以下围棋为逍遥娱乐的人很多,要是这么多人同时到我家来,那小屋当然装不下。公寓的那些单元门前的水泥台上、棋友家里(大人不在时候)、楼顶平台……都是我们聚会下棋的场所。孙立哲起头,把这种露天边吹牛聊天边下围棋叫“抡棋”。邀请一方下一盘,就说,“来抡一盘呀?”双方都气势十足地把玻璃棋子用力拍到铺在石头台阶的塑料棋盘上,以示“我不怕你”。那些可怜的玻璃棋子经常被我们在花岗岩台阶上拍成两半,能用的棋子越来越少,最后只好两副围棋合并起来用。

    寻找机会与国手对弈

    下起棋来水平接近才能有意思,我们的围棋小屋水平不够高。关老师动脑筋利用他的社会关系找路子提高我们的水平。关老师认识的棋手多,除了清华教工中的围棋爱好者,还有一群清华在校的大学生。清华大学当时在校学生中,最出类拔萃的是无线电系的余昌民和建筑系的金柏苓。这两位不只是围棋下得好,琴棋书画、社会交往、组织策划,方方面面都是高手。有一天(那时清华武斗还没开始),关老师带着我们到学生宿舍七号楼找到金柏苓。那一片学生宿舍中,颇有一些大学生跟着金柏苓学围棋。

    以后一段时间,我围棋水平的提高主要源自于金柏苓的传授。最开始,他可以让我四子。没几个月,他就只能让我先了(可理解为让一子)。可见学棋中高手指点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这段时间里,最值得回忆的是和国家队的围棋国手对弈。金柏苓的弟弟当时在北京13中就读,是1965年北京中学生围棋冠军。他和北京棋社及国家队的专业棋手有较多交往(地理位置上,13中和北京棋社是邻居)。通过这层关系及金柏苓他们的活动,我们联系上国家围棋队,到他们住地进行过好多次围棋交流。有机会和当时全国最高水平的专业棋手对弈,是非常荣幸的。

    我前后和当时的全国冠军陈祖德下过三盘棋。第一盘他让我五子,后边两盘让我四子,三盘棋我都赢了。可是陈祖德对我的棋评价不很高,不是说我围棋的技术水平不高,而是对我的棋风评价不高。比如“你胆子太小了,这个局面下,你只要这样、这样……不出十步我差不多就得认输了”。他的意思是,那几步走法并不复杂,以我的水平应该看得出来,没那么走,只能归结为在高手面前畏缩。我虽然没说什么,可是这话对我的触动很大。

    其实,陈祖德对我棋风的评价,我自己并非没数。我很明白我的这个弱点。这个弱点不止体现在围棋上,还体现在我其他方面。从那时开始,我在心底里慢慢酝酿对自己这个弱点的挑战。

    除了和陈祖德下棋,我还和其他几位国手下过好多盘。对弈最多的国手是黄进先五段。现在一般人不大知道黄进先,他入国家队前是广西的围棋冠军、1965年全国个人比赛第五。“文革”中围棋国家队被解散后,黄进先成为河南省围棋队的总教练。他门下的弟子有著名九段周鹤洋、王檄、刘小光、汪见虹等人。黄进先的棋以凶猛复杂的攻杀为特点。那段时间和黄进先的对弈使我水平提高非常多。

    教工子弟和大学生队进行了一场比赛,我们赢了!

    慢慢地,清华大学派性斗争越来越厉害,已经有胆小的学生卷铺盖回家了。一天,金柏苓说,“我们这个小俱乐部怕是长不了了,咱们举办个内部比赛吧。我们清华大学生组成一个队,你们教工和子弟算一队。”这两个人群,大学生里最高水平的余昌民、教工和子弟这边最高水平的许纯儒没有参加比赛,成色略差。

    两队水平差距是明显的。大学生队平均水平比我们高不少。双方各出五人。关老师、孙立哲、我、陈小悦、常振明是我们的阵容。这是照顾我们,要是每队六人,我们还真找不出有一定水平的第六位了。可是比赛结果出人意料,我们教工和子弟队居然赢了,大家高兴得几乎一夜没睡着。

    最激动的大概是我。关老师排阵我打第一台对金柏苓。布局过后我一直稍许不利,苦苦追赶,到最后收单官时候,我点空知道大致落后两目。虽然算不清楚,但我感觉他空里边需要补一手。虽说如此,即便他补一手,我还是落后。金柏苓似乎没算清楚空,他咬牙就是不肯补一手。在最后几步我艰难地发现了他的破绽。在我走出关键一步的时候,金柏苓看着棋盘笑了起来,连说,“坏了,坏了……”消息传到另一个宿舍,已经结束比赛的孙立哲跑了过来,高兴地拍着自己的腿,对着金柏苓大笑:“哈,我让你不补,我让你不补……”

    从水平上说,我估计我们几个人的围棋水平在这段时间里都提高到了业余一级到业余一段之间。虽说这样的级别不高,但当时社会围棋水平整体也不高,我们已经够得上业余高手了。记得那段时间里,时不时有海淀区围棋比较好的中学的人到清华校园来“踢馆”——找我们这几个清华子弟的中小学生进行对抗。

    再往后,上山下乡,分配工作,我们这一伙人就各奔东西了。

    下乡一年后1969年的冬天,我从陕北回北京。老三届上山下乡期间,知青被当成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所以第一年冬天,上边要求知青不回家,留在农村过革命化春节。回了家的知青,派出所居委会要动员他们回到插队地方去过“革命化春节”。所以我下火车回到清华园是偷偷摸摸、拉低帽檐悄悄溜进家门的。不料我的行踪还是被认识的人发现了。到家后我依旧住在后门旁边的小屋。傍晚躺在床上,脑子里想着现在清华里还有什么人下围棋吗?他们现在在哪儿呢?突然,小屋旁边的后门响起凶猛的砸门声,惊得我一下坐了起来:抓知青来了?!假装屋里没人已经不行了,冬天天黑得早,电灯都亮了。我小心地询问,“谁呀?”门外吼叫着,“查户口!有知识青年没有?”声音虽然严厉,但稚嫩的孩子声却掩饰不住。我放下心来,“别装啦,听出来啦。”随着“哈——”一阵哄笑,涌进一大群孩子。除了常振明,其他的虽然叫不出名字,也都是熟脸。

    我拿到了我这一生中唯一的一个围棋冠军

    1968年年底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去了陕北宜川县的壶口公社。我虽然带着围棋,但因为一门心思劳动谋求离开农村,下棋非常少。下乡四年,总共也就下过四五盘。

    上山下乡插队四年后,我被招工到西安铁路局的供电段。先是在秦岭嘉陵江的大山沟里当普通工人,后来调到宝鸡的一个技术开发组。那段时间也遇到了和我水平相当的对手,每隔个把星期可以下一盘过瘾。

    “文革”里,全国各地基本没有围棋比赛,陕西也没有省一级的围棋比赛,西安举办过一次市范围的围棋赛,宝鸡作为陕西省第二大城市,不乏藏在民间的高水平围棋爱好者。经人介绍,我结识了一个也是在铁路工作的围棋爱好者,名叫叶学刚。叶学刚和我年龄相当,他酷爱围棋,但在宝鸡找不到和他水平相近的对手,有些郁闷。有人转告他,我是个有些水平的围棋爱好者。他一刻也没耽误,当天下午下了班就找到我住的地方。下了一盘,我输给了他,毕竟这之前我有七八年没有下“紧棋”了,手生了。但这盘棋的内容也告诉他,我和他基本是同一水平的。我也感觉到我们水平相近,我再用心下几盘,水平恢复起来,应当可以和他一争高下。对我们两人而言,这实在是太宝贵了,犹如荒漠里遇到泉水。

    第二天晚上,叶学刚又来找我下棋。不得已,我实话告诉他,在当时情势下,我的主要任务是提高自身专业和文化水平,虽说当时丝毫看不到多少个人发展前途,但不能不经努力就在人生道路上先认输,我不可能把很多时间和精力放在围棋上。他表示理解,同时还告诉我,他其实也和我想的、做的差不多。我们约定,以后周末时候,如果双方都方便,就下一盘,相互不耽误。

    虽然每个星期只下一盘棋,但我们都非常认真。下棋后仔细复盘讨论,还记下棋谱,休息时自己复习,写下心得体会再见面时进一步交流。一个来月后,我们就互有胜负了。那两年我们的水平都有一定提高。

    除了叶学刚,还遇到一位围棋老前辈,姓史,也是铁路系统的人,而且是高级工程师。听口音,是江浙一带的人。他说他50年代末参加过新中国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围棋比赛(1960年),获得一个分区赛的第二名,并进入了最后的决赛圈。他也是听人介绍,直接找到我们单位来的。可是他指名道姓要求对弈的不是我,而是我的师傅。我那位师傅也是个风趣的人,他指着我对史工说:“你先跟我徒弟下一盘,赢了我徒弟我再跟你下。”

    这位史工毕竟是全国比赛进入过决赛圈的,有些厉害。但一来年龄大了,另外也是很多年没认真下棋了。一番激战,他败下阵去。老先生有些尴尬,不好意思地对我师傅说:“咱们还下吗?”我师傅笑了,说:“你下不过我徒弟,我也下不过我徒弟。估计我也下不过您。工作上他是我徒弟,我可没说下棋他也是我徒弟。”史工是西安铁路局设计所的高级工程师,单位在西安,不出差的话,他是没机会到宝鸡来下棋的。那以后我们还相遇过不多几次。师傅嘱咐我,“无论如何要输给史工一次。”我遵命照办。

    这段时间后,我的围棋水平大体超过业余一段了。当然,这只是根据后来对弈成绩估计的。我从没参加过正式的定段比赛。

    1977年,我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正式高考,报考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四年里我玩命念书,围棋完全靠边站了。毕业后,我又报考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研究生。在清华念研究生的两年,是我最艰苦的两年,学业家业疲于奔命,围棋也没有真空。清华在开展学生围棋活动之前,举办了研究生范围的围棋赛。听着好像范围很大,可那时候清华在校研究生总数很少,我们那级全校所有院系一共只招了120名硕士研究生,连同博士生,在校研究生总数估计不超过400人,其中会下围棋的没多少人。这次比赛我拿到冠军,这是我这辈子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围棋冠军。

    供图/郑清诒

标签: 清华大学围棋对弈

相关阅读:

加载中,请稍候...

推荐阅读

加载中,请稍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