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新
常昊拿下应氏杯，古力、陈耀烨会师LG，罗洗河“劫杀”三星杯。从2005到2006，中国围棋顺风顺水地延续着良好的“调子”。虽然中国棋院的上上下下，在饱受命运的折磨之后，试图低调地用命运的轮回来解释这一年，但在漫长的20年里持续关注着中国围棋命运的更大多数人，却不得不用贫嘴张大民的辛酸口吻说一句：我的春天也来了。
20年，对于中国围棋而言，算得上是一个精确的关于断代史的计量方式。我们很难用生于1960年代或生于1970年代来硬性区分目前的中国围棋人口，但是，有不完全统计表明，在这个人群中，至少有一半以上，从发起于1984年的中日围棋擂台赛后开始学棋。这20年，涵盖了文革后当代中国围棋的兴衰史。
没有人敢于否认聂卫平和中日围棋擂台赛的三连胜，为中国围棋创造的第一个春天。即使是放在整个中国体育的光荣簿上，聂卫平所创造的辉煌也足以与国球、与中国女排相提并论，在那个中国人需要体育来强国奋民的年代，以聂卫平为标志的中国围棋，不仅制造了广泛的社会效应，更让一大群人，从在课堂上拿着坐标纸画圈画点开始，一头扎进去20年。但是，就是这漫长的20年，无论是老聂沉重的氧气瓶，还是小马耗尽的灵气，都没能再重现曾经的美好记忆。
今天，那群画着坐标纸的人，早已分散到各个网站大大小小的对局室中继续自己的胜负游戏，但是，当他们睁开通宵熬夜后通红的双眼，重新看到发生在身边的惊喜时，能不能告诉自己，真的已经等来了又一个春天？
中国棋院显然还来不及、或者还不敢承认如此高调的结论。当然，狂飙突进的这一年，究竟来自于中国棋手的大彻大悟，还是得益于韩国群雄的偶然闪失？究竟是痛苦煎熬后的宿命轮回，还是中国军团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至少还缺乏统一的标准。但是，分别师从于聂卫平或马晓春的这一代，起码在技术指标上已经摆脱了困扰其师的漫长“苦手”，在整体局面均衡的基础上抢占了“先手”。是中国围棋走出了寒冬，还是走进了又一个春天，时间上的确切定义已经缺乏实际意义。因为，20年前，中国人需要用聂“棋圣”的胜利来证明自己智力上的优势，而20年后，生于1970年代的常昊、罗洗河们首先对自己的职业负责。
20年的苦闷是一道丑陋的刺青，但20年的挣扎同样是一种难得的回归。中国围棋的职业层面，从来不习惯在中国体育的大环境里思考问题，而宁愿在体力和细节上寻找原因。但事实上，他们也从来没有摆脱过中国体育的社会功能对这项智力型运动打下的烙印。从群体上而言，中国围棋始终囿于后聂卫平时代沉重的使命感，从个体上而言，聂、马的弟子们一直拘泥于上一代“民族英雄”的光环。不修边幅、落子如飞、即使在生死大战中仍然敢于痛下杀手的罗洗河，或许只是同时代当中最极端的一个符号，当中国围棋已经不再动辄以民族荣誉为己任的今天，这群30上下的职业人，总算可以用更接近于这项游戏本质精神的技术手段来解决问题。这，算是20年痛苦沉淀的代价。
与20年前相比，第二个春天缺少了一些神圣感，却多了一些真实感。换个角度，中国围棋的第一个春天，贡献给了全社会，而第二个春天，将更多地贡献给这项运动本身。这样的一年，又能让多少生于1980年代或者1990年代的人，在棋盘上或对局室里开始“画坐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