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逸 认识布莱恩·格兰维尔，是在一个月前的温布利球场——那天晚上英格兰在主场和西班牙踢一场友谊赛。站在新闻厅等发比赛名单时，在我身边餐桌前安静坐着的一位老者吸引了笔者的注意力——他头发稀稀落落的，一副老式的眼镜夹在鼻梁上，一身淡棕色的呢子外套和格子状的羊绒围巾，老派作风像极了七十年代的绅士。面熟，似曾在哪里见过。老者眯着眼睛看了会儿比赛大名单，然后扬起头看到了我，微笑着说，“没上普约尔，西班牙用谁打中后卫？”

　　这是一段对话的开始。老者随后做了一番简单的自我介绍：布莱恩·格兰维尔，《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足球记者，写过几本书……这时记忆终于打开，回想起在哪里见过这位老先生。那是9月份的斯坦福桥，切尔西(微博)新闻官和一群记者同行为他端上蛋糕；又在酋长球场见到阿森纳(微博)的新闻官在赛前为他庆祝生日。提起这番经历，格兰维尔微笑，“原来你也在，是的，富勒姆还送了我一件全队签名的球衣，作我的生日礼物。”伦敦球队对一位记者如此尊崇，背后原因不难——“在英格兰，足球记者分两类：一类是已经受到布莱恩·格兰维尔影响，另一类是应该受到他影响的”，这是一句行话，一句共识。网上搜索一番得知格兰维尔实在谦虚：笔耕六十载，他写过不是“几本书”而是“几十本书”，其中一本足球小说，《杰瑞·罗根的崛起》(The Rise of Gerry Logan)被足球皇帝贝肯鲍尔誉为“足球类最好看的小说”。他和足球这半个多世纪的故事，不可不听。

　　80岁高龄，格兰维尔每天早晨依然保持早起、读书和写作的习惯。所以他提醒我要约采访请在早晨给他电话。一个冷冽的十一月的清晨，格兰维尔富有精力的声音在电话线那端传来，我们约定当天下午在他家中做采访。在西伦敦荷兰公园一处富人区，笔者找到了他口中的“蓝色大门，有花盆放在两侧”的维多利亚式房子。格兰维尔邀请我进他的书房，问我喝点什么。“茶？不，不，不，我家没有茶”，一语戏谑还未了，他慢悠悠走近酒柜拿出一瓶姜酒，说“尝点英国特色的”——采访就从一口“好酒”开始。

　　世界足球的“活化石”

　　格兰维尔在英格兰的《卫报》上有一个专栏：讣告。每有重要足球界人士去世，格兰维尔都会优雅、质朴地为他献上最后一段文字。这个工作持续了十二年，他写的第一份讣告，是向拉姆塞爵士致敬；最近一次，则是刚刚辞世的巴西传奇苏格拉底。这个工作没有占据格兰维尔太多创作时间，但每每创作完毕总会惘然——又一个老朋友去世了。年长，阅历，洞悉世事，让格兰维尔成了为足球名人创作讣告的不二人选。足球媒体人的生涯开始于61年前，跨越半个世纪。从二战后足球的繁荣、工资封顶政策被破除、现代足球中商业足球起步，到如今的金元足球世界——格兰维尔本人就是英格兰乃至世界足球的活化石。

　　他和足球的故事，缘起于一本传记小说。1947年，阿森纳传奇球星克里夫·巴斯丁(Cliff Bastin)退役。他是枪手在查普曼时期辉煌的WM阵型中关键的左边锋，因战争期间的是与非，极具争议性。二战结束后文化开始繁荣，这位迄今为止阿森纳的第三号射手动了写自传的心思。不知什么缘由，他找到了还未满二十岁、只创作过几首诗的布莱恩·格兰维尔。这个阿森纳狂热粉丝出于对枪手的热爱，开始为巴斯丁做影子写手，这本书于1950年出版——这个时候，格兰维尔只有18岁。

　　聊到这里时，格兰维尔翻动桌上的书堆，找到其中一本大部头推到我面前——“这是我后来重新创作过的，比原作内容多了不少。当时写克里夫的自传时完全没想到它会怎样改变我的人生，只是出于对阿森纳的热爱接下这个活儿。没想到它成了我职业的敲门砖，传记出版后受到很高的评价，报纸开始找我，很快我就加盟了《星期日泰晤士报》。讽刺的是，因为对阿森纳的热爱开始我的工作，但在一年后满20岁，我做了个艰难的决定——为了保持中立，我决定隐匿对俱乐部的热爱。”

　　曼联(微博)功勋名帅马特·巴斯比在格兰维尔口中是 “历史上最伟大的教练”，比尔·香克利？“他是个很搞笑的人，我见过最滑稽的家伙。”提起对这两位已经过世的传奇名帅的回忆，格兰维尔思索片刻回答，“比尔，你很难不对他发笑，而且是一种善意的方式。有一年我跟着利物浦(微博)一起去阿贾克斯，他们要和荷兰人踢欧冠，结果红军5比1输掉比赛。你猜赛后他对我说什么？比尔大发雷霆，‘AYE，你说这多可怕啊？阿贾克斯在主场吧，他们还踢这么保守’！”格兰维尔自己说乐了，笑了一会儿又想起另一件事，“忘记具体年份了——我们记者在酒店大堂喝酒聊天，比尔·香克利就这么走过来大咧咧地往桌上一坐，开始和我们说起当年他在普雷斯顿踢球，夏季去东欧打友谊赛期间去逛妓院的事情——那时候他可是利物浦主教练！”格兰维尔的记忆力惊人，80岁了，他甚至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想起巴斯比是在哪一年对他说什么话，“1952年9月，没错，就在那段时间他跟我说，‘不让年轻球员上场，你怎么知道他好不好？’”

　　于是这位足坛的“活字典”就成了各种足球历史书籍的最佳创作者。他写过世界杯简史——不止一次。1974年西德世界杯前夕出版的世界杯历史，作序的还是时任世界足联主席的斯坦利·罗斯爵士。序言中罗斯爵士提到 “当今世界还缺少一本记录世界杯翔实历史的书册，格兰维尔填补了这个空白”。此后每年世界杯前他都做增补重新发行。如今世界足坛流行的、关于世界杯史的书籍，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格兰维尔的影响。他本人在漫长的从业生涯中，报道过13届世界杯，“做《星期日泰晤士报》足球记者就做了34年，中间曾因为和体育编辑闹矛盾跳槽去《人物报》，但‘戎马生涯’主要是在《泰晤士报》。”

　　隐匿了，对阿森纳的感情却从未熄灭。他写作过阿森纳历史——同样不止一次；也是官方发行的海布利球场史册的文字撰写者。这本沉甸甸的画册从海布利诞生时的建筑图开始，记载了2006年拆除前的所有光辉岁月。格兰维尔在评论、历史和小说三种不同语境间拿捏准了最简朴的文字，记下这段一生所爱。如今拥有这本史册的铁杆阿森纳球迷很难不注意到扉页上他的名字。

　　体育记者中的“文学家”

　　在足球人物传记泛滥的现在，要想去芜存菁找到真正的佳作不是易事。格兰维尔因其创作之广、之久，一直被引为足球作家的“榜样”，曾经有记者戏言，“有了格兰维尔的存在，我们才不会觉得自己的创作是在浪费生命”。但也有更多人不得不承认，体育记者中真正配得上“文学家”的寥寥无几。《泰晤士报》的帕切克·巴克莱是一个，他创作的弗格森传记虽未得到教练本人授权，但“文字优美有极高文学价值”，业内人首肯。而格兰维尔，则是另一人。

　　格兰维尔甚至以小说家自居。1954年、1955年期间格兰维尔决定去意大利生活，原因竟然是“我是小说家，我觉得意大利是个适合写小说的国度”。在看到笔者难以置信的表情时，格兰维尔微笑，“我可以流利地说意大利、法语和西班牙语，我在意大利旅居期间曾经受英国大使馆之邀，去葡萄牙、意大利几个大学做演讲，你猜课题是什么？‘小说的危机’！”

　　当笔者将 “对你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人是谁”这个问题抛给格兰维尔，老者犯难了。他仰头深思很久，终于回答，“从小到大，对我意义最大的都是文学上的影响。有两个人，一个是乔治·奥威尔；还有一个是亚瑟·科斯特勒——这个匈牙利作家或许在中国不是那么出名，我十分喜欢他那本 《正午的黑暗》”，他又思考片刻，“另外他的《蓝色箭头》(Arrowin Blue)和《看不见的写作》(The Invisible Writing)我很喜欢。所以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这两位天才作家。”

　　这才诞生了足球皇帝贝肯鲍尔口中最好看的足球小说，《杰瑞·罗根的崛起》；才诞生被英国记者们称为非常“骚”的纯小说《艺术家的类型》，也才有了同样以虚拟的长跑选手为小说主角的 《奥运会选手》。他的智慧和涉猎广博，让整个采访变得极富生机。在谈完两位文学家之后，格兰维尔若有所思，“若真说有一位足球界的人士对我有影响，那可能非马特·巴斯比莫属。时至今日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无可撼动。他是时代性的，充满创造性的教练，需要的时候可以非常强硬和冷酷。比如他一直不肯让出曼联主教练的职位，后来俱乐部找来接班人弗兰克·奥法莱尔，巴斯比拒绝搬出教练办公室！让·雅克·卢梭曾经说过一句话，‘要想统治，双手不可能不沾上鲜血’。巴斯比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格兰维尔又笑了，似乎对他终于找到一个足球界人士来回答笔者提问感到满意。

　　在过去体育一直是英国大报的“雕虫小技”，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者饱受推崇，报道足球的就没这么好的待遇了。格兰维尔因其犀利的评论风格，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期间争取到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第一个体育评论专栏。他最早写作的一篇社评，就是呼吁取消球员的工资封顶——当时职业球员最高工资为周薪20英镑！时过境迁，半个世纪后英超10万周薪俱乐部早就作古，谈到这里格兰维尔又忍不住喟然长叹，“现在球员每周赚的钱，是我们一年都赚不到的”。我还是很高兴报道足球，写足球，但从欢乐程度上已不复昨日。

　　当年一支犀利笔，写怕了多少高层的足球人士。这种讽刺文学的细胞几乎是格兰维尔与生俱来的，在当记者前，年轻的作家就开始为伦敦西部剧院写剧评，为了博喝彩“经常是用讽刺手法创作”。当足球记者后笔锋一如既往犀利风趣，竟然被BBC相中，为他们一档讽刺节目创作了10期剧本。

　　就是这支妙趣横生的笔头纪录下了英格兰足球60年的历史。从最初“全凭热情为克里夫·巴斯丁创作传记”，到现在成为英格兰最受人尊重的足球记者，他发现自己“骂人的时候越来越多”——“我现在依然热爱报道足球，但在我看来足球最美好的日子早已消逝。现在，就在你坐的沙发上(他指着笔者坐的位置)曾经有很多著名的球员，在这里喝茶聊天。很多都是我生活中的朋友。我总共跑过13届世界杯，以前一直和英格兰球员一起坐飞机去国外踢比赛，现在我一个都不认识，我特别同情现在的年轻记者。”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中，格兰维尔完全不掩饰对现代足球中充斥物欲横流的厌恶，甚至可以觉察非常明显的英国老派保守党的政治主张。就在结束采访后的数日，笔者在阿森纳125周年庆典日遇到了格兰维尔，他亲切地打了招呼后突然问：“最近你有没有关注首相大卫·卡梅隆的新闻？”保守党政府刚刚拒不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决定，正是本土最热议的话题。他拍了下手掌大声说，“卡梅隆真是好样的！这真是太xx正确的决定了！”典型的老派保守党作风。

　　因此，格兰维尔对英超、对曼城等金钱主导的时代无比反感，并不出人意料。在他看来，当英超被创办之际，本来使命是照顾足球的英足总在这关键时候“出卖了足球，将足球抛弃在河中”。他怀念消逝的淳朴，“没有这么多商业巡演，球员们会在夏天打板球。夏天板球、冬天足球，很多人都是这样。我的朋友丹尼斯·康普，一个伟大的左边锋，他一生只在阿森纳一家球队踢球，但记录在案的上场次数只有50多次(准确是54次，格兰维尔的记忆力再次让人震惊)，因为他会在夏天和英格兰板球队去澳大利亚打测试赛，一去就是好几个月！”

　　那些年，那些事，从不曾忘却。就在西伦敦宁静的维多利亚式三层建筑里，会客厅曾经往来无数当年的球星、教练。他们来这里像朋友一样和格兰维尔喝茶，聊天，饮酒。巧笑、捉弄、嘲讽、激动——情绪在这里沉淀下来变成文字，这就是格兰维尔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