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后豪门救急不能救窘 教练二进宫为何这般难?

　　“二进宫”典故出自晚明宫廷权斗，但在足球的现实世界里，却多数是球会高层急召旧部“勤王”的风雷律令。可惜，与宫廷历史和梨园戏曲的喜剧结局相反，全球化时代大多数豪门名帅的“二进宫”经历都以失败告终。功在勤王救急，却几乎都因为内斗，无法短期内改变大厦将倾的颓势。豪门二进宫，救急却救不了窘。

　　豪门名帅是否有“二进宫”的机会，和足球传统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在足球古典时代，“二进宫”还是相当广泛的传统，不过却在不列颠有些例外。一向古板保守的英伦足坛原本就极少炒帅，在“二进宫”上更是鲜有先例。

　　斯图尔特·休斯顿1995年和1996年两番执教阿森纳，但他仅仅是看守教练，执教不过25场，输多胜少。大卫·普利特1998到2003年曾三度救火，但也仅仅是过渡角色。惟一的特例是格拉汉姆·泰勒，1987年他执教刚降级的老牌强队阿斯顿维拉，1990年将球队带到英甲亚军的高位，并因此从老罗布森手上接管英格兰国家队。可惜，2002年2月他接过阿斯顿维拉的烫手山芋后，却晚节不保。赛季结束，维拉仅名列英超第16位，老板埃利斯与泰勒在引援问题上展开骂战，泰勒就此退出教练界，转而在BBC做起了直播嘉宾。

　　而在忍耐力十分有限的欧洲大陆，“二进宫”就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巴塞罗那初年最成功的英籍教练格林维尔，开创了红蓝军团“二进宫”的传统。这位英国名帅与主席甘柏一起开创了巴萨第一个黄金时代，1924年离开前他为巴萨赢得5次加泰罗尼亚杯和2次国王杯。1931年他从死敌西班牙人重返巴萨，又为球队带来了一尊加泰罗尼亚杯，而且帐下匈牙利大将普拉特科也成为第二位“二进宫”的巴萨教练。匈牙利人第二个任期用库巴拉创造了联赛10连胜的纪录，直到去年才被里杰卡尔德打破。此后，迷信外教二进宫成了巴萨的传统，阿根廷人埃雷拉、匈牙利人库巴拉、荷兰人米歇尔斯和范加尔先后因循前例。

皇马在“二进宫”方面则明显不如巴萨，“二进宫”的几乎都是助理教练，而且罕有成功经历。莫洛夫尼、博斯克都是从助教上位，本哈克、托沙克、卡佩罗都是拥有辉煌历史的外教，但荷兰人1991年只为皇马拿到季军，威尔士人1999年被助教博斯克取代，都不得善终。斯蒂法诺在瓦伦西亚的三度执教和阿拉贡内斯在马竞的三度辉煌，让两支西甲劲旅都对“二进宫”抱有坚定不移的幻想———直到安蒂奇和拉涅利先后演砸，一位将白金阵容的球队带降级，另一位则花费了俱乐部最大的预算，却一事无成。

　　同样的迷信也出现在意大利，梅阿查、埃雷拉都是三度执教

国际米兰，内力奥·洛科、列德霍尔姆、萨基和卡佩罗则见证了米兰人最辉煌的四个时代，更不用说里皮在

尤文图斯开创的两个空前的霸权时代。欧洲大陆的其他角落，希丁克在埃因霍温，米歇尔斯、本哈克、白金汉在阿贾克斯，都是豪门俱乐部历史上真正的黄金时代。至于执教压力巨大的东欧，也有洛巴诺夫斯基这样的巨擘横跨30年，创造了前苏联足球迪纳摩流派的风光无限。乌克兰人甚至将这种迷信迁延到他匈牙利血统的嫡传弟子萨博身上，可惜迷信终归是迷信，萨博也没给基辅带来新的荣耀。

　　有个明确的疑问———为何进入1990年代的二进宫多数都是失败告终？一方面是如今的足球环境远比冷战时代复杂，同时，比赛的增多也让教练控制球员的能力下降，技战术和球星不再是决定比赛的惟一因素。更何况，落魄豪门的更衣室远比升降机球队为复杂，败军之将非战之罪，绝没有要俱乐部主席出来授首的可能，于是教练们都成了牺牲品。泰勒在维拉、安蒂奇在马竞、范加尔在巴萨，无一例外地众叛亲离，被高层出卖。古典时代金钱还没有在俱乐部经营中占据如此重要的比例，但在21世纪，这一切都无可避免的要受到市场的控制。这也是为什么古典时代“二进宫”多能善终，而19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时代，却多数都没有成功可能的根本原因。最突出的例证就是里皮，但“净足风暴”证明，他的冠军远不是自己的双手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