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利将足球比作“美丽的运动”，古力特执教纽卡斯尔高举“性感”大旗，两位前辈若是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断无这类婆娑旖旎的念头。若是温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执教阿森纳，大概不至于感慨“我要踢球，人要踢我”；若是罗本在意甲谋生，没准会因为那即兴的一摔，获奥斯卡最佳特技提名，而不是引发媒体轰轰烈烈的打击假摔运动。问题出在英国人身上。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学究推行足球，本质上是粗糙的，追求的是尚武精神。那时玩足球的人非体格强健，人面狮心不行。名牌足球和球靴？休想！足球是沉甸甸的牛皮缝制的，球靴是……嗯，那真是靴子，至于球场，有块泥塘你踢不踢？
自打运动诞生之日起，学究们就注重勇气和力量，什么美感和创意一概被视为奇技淫巧。目的就是为了让小伙子们“像个男子汉”。今天，这一祖训仍是英格兰足球美与丑的集中体现，仍是英式足球让人热血沸腾的能量和动力。英国人崇拜的偶像(比如希勒和基恩)总是身材粗犷、满身伤痕的斗士，而不是功夫细腻、玉树临风的艺术家(比如霍德尔)。为啥？
线索在柯南道尔爵士那里。这位举世闻名的侦探小说巨匠，是朴茨茅斯俱乐部的奠基人，同时也是该队的后卫(一说守门员)，他说过：“我们这项运动最好玩得粗糙些，总比变得娘娘腔要强。”对于“娘娘腔”的蔑视，在当时有着极强的时代共鸣。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国力如日中天，经济的繁荣和宗教的狂热共冶一炉，促使统治阶层未雨绸缪，谨防大英帝国像古罗马那样，因耽于声色而走向衰亡。
道学家们谆谆警告：国家正处在“骄奢淫逸和世风日下的边缘”。他们认为性爱是“兽性”的一种，号召年轻人(当然是男生)行动起来“苦其心志”，驯服内心的“野兽”，还要“野蛮体魄”，玩命折腾。
足球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自出娘胎就是“丑陋”的，肩负着根除手淫的社会重任。学究们相信，只要小伙子们有发泄精力的活动，各类社会和两性问题将迎刃而解，大不列颠将成为一方情操高尚、思想纯洁和疾恶如仇的乐土。
将性冲动升华到野蛮的足球运动，始自十九世纪的公学(指贵族学校)。这一理想的创始人之一，厄平汉公学校长爱德华·思灵，是个身材魁梧的基督徒，他对推动足球运动不遗余力，对手淫深恶痛绝。他立志要让“懦夫变成壮丁”。他兄弟参与了足球规则的起草，是足总的创始会员。当足球因为铲球的合法性发生分歧时，其中一方坚持：“男性化”的特征就是可以“踢对方的胫骨”，思灵则认为足球本身已经够粗野，再允许踢胫骨就很不绅士了。双方于是分道扬镳，发展成今天的足球和橄榄球。
金奈德勋爵任足总主席卅载有余，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先后9次参加足总杯决赛，其中5次捧杯。等到足球普及，各地的校长们却矫枉过正，扼杀了学生们的个性、创意和才智。有位校长太过关注手淫而不是比赛，竟把学生的裤口袋给缝上；另一位校长甚至不允许男生将“不雅”的膝盖露在外面；知名的伊顿公学校长坚持球赛在泥地中进行：“否则还不如去打板球！”他手下一位教师嘲笑网球和高尔夫“不适合年轻人”，因为“不够痛苦”！
一战之后，维多利亚时代的尚武精神逐渐淡出足球，但“男人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直到六、七十年代，性感和悦目仍是英国人的审美禁忌，那些胆敢犯忌者(如富勒姆的马什和桑德兰的沃辛顿)，从未获得国家队青睐，就因为脚下功夫细腻。就连贝斯特也曾被对方球迷用“娘娘腔”挖苦：“贝斯特，大明星，走路像女人，胸罩亮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