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曼法导致洋枪队横行 球员罢训竟成家常便饭

　　1995年欧洲博斯曼法案生效，3年之后的1998年3月25日，贝利法在巴西签署生效。这一博斯曼法案的南美版生效后，最大受益者是2001年仅以250万美元从格雷米奥转会巴黎圣日耳曼的小罗纳尔多。尽管毁誉参半，但贝利法无疑是博斯曼法案后为保障球员利益的新法典型。在未来的日子里，是否还将有更进一步的新法案来为球员谋福利呢？

　　博斯曼裁决带来了两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裁决规定欧盟职业球员享受欧盟公

民的同等权益，约满后可自由转会，俱乐部不得索取转会费。其次，欧盟成员国所属联赛限制非本国欧盟球员加盟为非法。这项裁决从此打破了欧洲职业足球半封闭的社会状态，将其纳入到民法的约束范围。1996年2月19日，欧洲足联废除了欧盟球员在欧盟境内转会的限制。

　　维权历史已近半世纪

　　博斯曼法案并不是足球领域独一无二的讼战。早在1960年，一位名叫伊萨姆的英格兰球员便挑战过转会制度。他加盟纽卡斯尔后希望南下伦敦，球队拒绝放人。1959年伊萨姆罢踢，并向足球联盟上诉，1960年他上告至高等法院，纽卡斯尔和阿森纳随后在转会费上妥协。尽管伊萨姆的诉讼换得司法机构的同情和关注，但在几乎20年后，球员才享受到非常有限的转会自由——如果球员所属俱乐部能提供与买方相等的待遇，卖方仍有权索取转会费，如无法达成协议，将由仲裁委员会决定转会费金额。球员及其经纪人不得主动提出转会，必须由买方通过官方渠道进行。

　　博斯曼裁决也不是足球领域内仅有的案例。棒球、美式足球和冰球等运动中这样的纠纷也屡见不鲜。1970年，美国圣路易斯红雀队的二垒手科特·弗拉德曾以类似的理由，状告职棒联盟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要求废止约束球员流动的保留条款，还他自由转会之身。弗拉德虽然败诉，但官司打完后5年，保留条款还是被废除了。

　　博斯曼法案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足球的范畴。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促使博斯曼法案带来的正负效应被成倍地放大。欧洲在战后签署煤炭和钢铁联盟协议，是经济领域迈向全球化的第一步，欧盟在1995年通过马约，也提供了博斯曼法案得以通过的政治基础。欧盟的立法推翻了足球领域的行规，也将导致足球未来的发展改道。

　　博斯曼裁决解放了带有“半农奴”属性的职业球员，人的权力得到尊重，这是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一步，封闭的社会状态被解开后，职业足坛黑暗的过去陆续被曝光，在当今高喊透明管理的欧洲，也具有非同小可的政治意义。球员的自由流动，打破了富豪俱乐部对人才的霸占，减少了资源浪费。货币的统一在促进商品流通的同时，也给输出球员的国家注入了资本。

　　“洋枪队”愈演愈烈

　　就过去10年的经验，博斯曼裁决对足球的伤害远远大于贡献。人员流动在国籍归属、人才培养、民族色彩和经营成本等几个方面，负面作用无疑要大得多。

　　假护照是全球化和博斯曼法案共同养育的一个怪胎。第三世界国家的球员为了获得在欧洲谋生的机会，利用某些国家移民法中双重国籍的规定和漏洞，摇身一变成为欧盟护照的持有者，这一做法在几十年前已是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等国俱乐部招揽拉美球员的法宝，博斯曼法案实施后，假护照更是成了大小掮客帮助球员致富的的捷径，阿根廷的贝隆、巴西的迪达便是利用假护照取巧的著名案例。

　　取消欧盟球员在欧盟境内的转会限制，造成许多俱乐部不再重视青少年培养的短视行为。五大联赛中，许多俱乐部外援人数超过本土球员，尽管在法律意义上，他们都是“欧盟公民”。6年前，切尔西的“洋枪队”首发阵容让英国媒体大哗，上赛季，阿森纳对水晶宫时连替补都是清一色的外国球员。在西班牙，范加尔的巴萨几乎成了荷兰人的天下。足球的民族特性是这项运动的感召力，失去了民族色彩，也就失去了凝聚力，并将最终导致球迷群体的丧失。

　　自由转会打击俱乐部的青训，在阿贾克斯身上体现最明显。阿贾克斯的解体给广大俱乐部上了一课，为避免类似的下场，许多大俱乐部将手伸向第三世界国家，掠夺当地的人力资源。原来亚非拉球员要到盛年才有机会加盟欧洲俱乐部，现在许多不到20岁的孩子像贩卖牲口一样被搜罗到欧洲，米克尔转会纠纷便是其中一例。

　　反过来，越来越多的亚非拉球员也通过非法手段跻身欧洲主要联赛，遏制了本土球员的成长。足球本是民族性极强的运动，博斯曼法案正在消除足球的民族色彩，使国界变得模糊，“没有硝烟的战争”正蜕变为商业演出。欧洲金球奖本是颁发给贡献杰出的欧洲人，现在只要在欧洲比赛，无论来自何方便具备获选资格。

　　在不久的未来，世界杯和欧洲杯等国家队赛事将逐渐让位于容纳各国国籍的俱乐部赛事，全球化的趋势促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球员，选择代表移民国家参加国际大赛。失去民族色彩的足球将走向何方？

　　记者克韩报道 博斯曼法案的主旨在于为球员争取自由利益，而博斯曼十周年之际发生的“科尔门”事件，据之展开的讨论和斗争则为球员进一步提高自由度提供了一种可能。

　　从合同到期后可以零转会费随意转会，到合约在身的情况下便能与其他俱乐部接触甚至私定终身，如果科尔们最终斗争成功，那无疑将极大提高球员利益。但从目前形势判断，“新博斯曼”法案离出台还有漫漫长路，短期内恐难成行。众所周知，博斯曼法案之所以能出台，离不开欧盟的强势干预。1993年11月，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盟正式诞生。两年后，秉承欧盟自由就业理想的欧洲法院作出了博斯曼法案的裁决。

　　然而十年后物是人非，随着今年5月底《欧盟宪法条约》在素来被认为最支持欧洲一统的法国全民公决失败，欧盟正在经历成立12年来最严重的危机，大欧洲的梦想也被打上了巨大的问号。在这种情况下，自顾不暇的欧盟暂时无法腾出手来关心足球和球员利益这些风花雪月的事情。而没有来自欧盟的强力支持，球员想挑战现有足球秩序，恐怕也只是痴心妄想。

　　其次，在奥顿委员会对“科尔门”案件作出裁决后，紧张的局势已被暂时化解：尽管切尔西在裁决宣布后一度扬言要上诉，但最终他们还是决定放弃，交罚款了事，反正区区50万英镑对老板阿布来说只是一碟花生钱。唯一提出上诉的是科尔，可缺少了切尔西的支持，科尔的上诉形单影只，取胜希望已不大，他能否坚持下去都成问题。

　　此外，从法理上说，奥顿委员会已分析得相当透彻：普通人合同在身时仍能和新东家谈判跳槽事宜，而球员却不行，这确实构成了某种程度的“贸易限制”。但从足球运动发展的角度考虑，这种“贸易限制”却是合理的、符合公众利益的。奥顿委员会认为：足球毕竟和一般职业不同，球队的建设、阵型和打法都依赖于球员合同的稳定性，如果没有相关限制条款，允许球员肆意跳槽，那球迷的利益将会遭到严重的损害。

　　在博斯曼之前，球员确实在和俱乐部的博奕中处于绝对弱势，但博斯曼法案的推行已大大改变了这一点，球员尤其是明星的势力已远远超过俱乐部。从2003年贝克汉姆转会皇马就能看出，球星只要想走，就一定能走，想去哪家俱乐部，就一定能去成。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钟摆很可能会再次摆向俱乐部利益，毕竟，他们也是足球运动发展中一个必须依赖的力量。

　　记者彭雷报道 伴随着博斯曼法案的施行，俱乐部的权威日益受到球员的挑战。由于合同到期后可以自由走人，一些球员采用罢训这一玉石俱焚的策略熬日子，逼迫俱乐部最终为其转会放行。

　　2001年正式启动的转会窗制度规定了固定时间内的转会期限，而夏季转会窗正好与球队的夏季集训是一个时间段，为了完成自己季前的新目标，球员们也逐渐开始通过抵制夏季集训的方式来向俱乐部施压。从2002年罗纳尔多拒绝回到米兰城开始，虽然没有罢训那样明显，但也让莫拉蒂不得不与皇马坐下来谈买卖了。

　　2003年夏天，轮到皇马的球员造反了。8月14日，皇马从亚洲拉练返回后，马克莱莱要求俱乐部给他增加薪水，否则他将不参加夏季训练：“我心情很不好，不想参加训练。”同时，切尔西向马克莱莱许诺2倍薪金，也开始向皇马报价希望收购他。面对双重压力，皇马先是采取了强硬态度，不卖人也不加薪。

　　但仅仅僵持了一周左右，切尔西表示不再收购，马克莱莱则很不情愿地回到了训练场上。此时皇马清楚球员是留不住了，最终被迫在8月底以2400万欧元的价格将马克莱莱卖到了切尔西。

　　皇马的强硬态度好歹让他们大赚了一笔，毕竟这是欧洲最有权威的俱乐部之一。而罗马则在与球员和对手的较量中表现得过于软弱，当然部分也因为其自身实力已大不如前。去年夏天，卡佩罗投奔尤文图斯后，埃莫森也一心想与恩师一起去都灵，但尤文出价不高，罗马更想将还有一年合同的埃莫森卖给能出大价钱的国际或皇马。

　　但7月中旬罗马开始集训时，埃莫森却拒绝回意大利训练，理由很充分，有医疗诊断书为证：“轻度抑郁症，应得到放松。”埃莫森并未放松，而是随格雷米奥一起训练，等待尤文召唤。当时罗马体育经理巴尔迪尼无奈地表示：“球员的态度已过于明显，我们只能将其卖给尤文。”最终价钱自然很低，1600万欧元加上布里吉。今夏，乌迪内斯中场皮萨罗也玩起了罢训把戏，俱乐部只得赶紧与智利人心仪的国际米兰洽谈，最终皮萨罗以先租借的形式加盟国际。

　　此外，帕克当年从查尔顿冬季转会切尔西，也是先以罢训相要挟。对这种近乎无赖的方法，俱乐部仍然束手无策，只能默默祈祷球员们都能具备起码的职业道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