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自传连载(3):亲历加斯科因的“灾难性时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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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rts.sina.com.cn 2004年08月11日14:25 新浪体育 | |||||||||
《我不是恶人--基恩自传》 [爱尔兰]罗伊-基恩/伊蒙-邓菲 著 张军 黄红跃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咨询电话-0731-5711666-80922;直销热线-0731-5713359 殷先生 第三章 我们在足协杯的半决赛中与西汉姆队在维拉球场对峙,结果发现这是我们赛程中最轻松的一场。开场15分钟他们就有一次射门——踢到了门柱——西汉姆队没有把握住。25分钟后他们的中场托尼·盖尔被换下场也无补于事。可从那时开始,又是在斯图亚特·皮尔斯的鼓舞下,我们开始占上风。 足协杯半决赛通常都比较谨慎。对决赛的渴望往往使各队不得不小心翼翼。对失败的恐惧显而易见,谁都不愿意因犯错误而终结梦想。布莱恩·克劳夫的老练和“心理大师”的决断保证了我们上场的心态。他传达的信息既简单又使人放松:只不过是另一场比赛而已,只管踢你的球就能赢。他从不提足协杯是他从没得到过的奖杯,虽然媒体将焦点锁定在这个角度;他也从不提醒我们另外一个传媒做的不详的统计:在其所参加的11次足协杯半决赛中,森林队仅有两次进入了决赛。 我四下打量了一下更衣室,没觉得担心。斯图亚特·皮尔斯、德斯·沃克和斯蒂夫·霍奇是英格兰国家队的;加里·卡那利斯、我自己、奈杰尔·詹姆森和加里·克劳斯比年轻,没有经验,情绪受年长职业球员的影响,尤其被皮尔斯的情绪所感染。而且我还注意到,皮尔斯、德斯·沃克和布莱恩·克劳夫非但毫不担心,而且还对这场比赛充满了渴望。他们传达给我的信息是:“别怕,我们一起好好享受战斗的乐趣吧!我们平时的艰苦努力不就是为了这样的大战吗!” 我满怀兴奋地离开了更衣间。这是我生涯中最重大的赛事,也是我夜思日想的赛事。 西汉姆队是个乙级队,一个作用不小、有望晋级的队。加里·克劳斯比、我、斯图亚特·皮尔斯和加里·查里斯在比赛中各进一球,以4比0轻松赢得比赛。热刺队在另外一场半决赛中击败了阿森纳,这就意味着布莱恩·克劳夫要在足协杯中再次出头。在我第一次与诺尔·迈克尔凯伯见面后12个月,我已朝温布里进军了。 在决赛前的两个星期,我的脚踝韧带在怀特哈特路球场的一次联赛比赛中受伤。这一打击非同一般,因为我渴望在温布里与热刺队对阵。但是我很清楚:除非我能够证明我的身体状态良好,否则森林队是不会安排我出场的。我被选去参加周一晚上的一场预备队的比赛,目的就是考察我是否真的恢复了。我在脚踝上扎满绷带踢完了整场球,所以给他们的回复自然是:我基本上康复了。 周四,也就是决赛的前两天,布莱恩·克劳夫出乎常理地宣布了杯赛11人的名单:由我取代了英格兰国脚斯蒂夫·霍奇。 我们周四去了伦敦。抵达旅馆时,罗尼·芬顿宣布斯蒂夫和我同住一间房。我不太明白布莱恩·克劳夫在玩什么心理花招,想达到什么目的。以前我从没有和斯蒂夫一起住过,而且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们两个都感到很别扭。这种安排让我们尴尬了好几天,而且他跟我一样话不多。这种时候,我们两人就更不愿提及藏在心底的那件事了:他退出,而我却从FAS培训班一下晋升到温布里杯决赛主力队。 森林队所有球员的另一个大难题是决赛球票。我们总共只有20张球票,这足以令每个人失望。朋友、家人、亲戚、以及任何一个你欠过人情(或者你的朋友、家人、或亲戚所欠过的人情)的人这会儿都想要一张足协杯决赛的票。这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对每一个面临这场大赛的球员都是一个不小的包袱。 我的踝骨还疼着,寝室里的气氛有些紧张。但是老实讲,在决赛前的48个小时里,令我最为烦恼的是球票。家人、朋友和熟人加起来总共需要45张票,这样就势必开罪一些人。不可置信的是:我的第一场重大的赛事留在我记忆中的竟然是为了珍贵的球票而挣扎。仿佛每个人都来自科克,结果令本来在我的生命中应成为一块伟大的里程碑的事件演变成了一场可怕的噩梦。我不敢怠慢任何一个人,我的家人也是如此。(票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简直成了导致我忧虑的最大因素。我转到曼联队后仍不断出现这种情形。) 由于我不想让任何人失望,而且还想极力证明尽管自己晋升了,我还是像原来一样谦逊友好。于是我就像乞丐一样四处讨票。离开赛只有两个小时了,我还在为解决球票危机忙乎着——丹尼斯和约翰逊仍旧没有票。基恩家的就是基恩家的,其他人都安排好了,我想方设法在比赛前一个小时与丹尼斯和约翰逊在更衣室外见了面,心想也许在最后关头我能够弄到几张剩余票。最后终于搞到了一张票,可一张哪里够呀!当时我兜里揣了900镑现金(4个星期的薪水啊!)。我想,他妈的!不如给钱给我兄弟,这足以让他们从票贩子那里买到两张票。于是我将钱给了他们,并祈祷他们能找到票贩子。由于热刺队是一家伦敦的俱乐部,所以对决赛球票的需求更是翻了倍。 离开球只有45分钟了,我终于可以开始作准备活动了。我正要换衣服,突然出现了两张球票。可是,天哪!太迟了!经过刚才那一番混乱,我们竟然还多出两张票! 球票风波的后果是当布莱恩·克劳夫领着我们走在温布里球场的通道时,我感到疲惫不堪,两条腿已经不属于我自己,踝骨也没好利索,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在此前的8个钟头里了。 媒体已经把热刺对森林足协杯决赛的解说稿拟好了。按照解说员的说法,温布里是个非常适合保罗·加斯科因来证实他是值得崇拜的球员的大舞台。一年前,他在世界杯上泪流满面的退场使得整个英伦将他推崇为偶像。这次会是加扎的顶峰时刻吗?媒体的另一个话题是关于布莱恩·克劳夫的——他能够在自己辉煌的经营管理生涯中再添一顶一直没能得到的桂冠吗? 登上这个“大舞台”后,我简直没有办法集中精力。人声太嘈杂,却又好像是在遥远的地方。布莱恩·克劳夫兴高采烈地走在前面,手里牵着特里·温纳布利斯。而我仍在为丹尼斯和约翰逊是否拿到了票担心。(在我心里某个地方,我还在担心着那些我没有安顿好的朋友和熟人。难以置信,但却是真的。) 查尔斯王子与我握手。 加扎看起来有些疯狂。 开场两分钟,加斯科因就以功夫式的一脚踢在了加里胸口上。我们朝裁判看去,他没有反应。他的双眼像玻璃一样透明,加斯科因也一样。他真的失去了控制,暴跳如雷。10分钟后,加斯科因躺在了担架上。加里·查尔斯在加斯科因赶到前早就将球大脚开出;加斯科因没能顶到,并伤了自己。结果,这次他自己导致的十字韧带损伤毁掉了他的事业——后来的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自如了。难以置信的是,主裁并没有因为他对查尔斯的挑衅出示警告牌。像往常一样,斯图亚特·皮尔斯表现过人。在加扎走向通道的那一刻,他以一记绝妙的任意球让球飞进了网底。 上半场我们一球领先。我拼命地坚持,不愿意承认踝伤根本没有好利索,支撑不了45分钟,结果下半场成为了一场灾难。上半场马克·克劳斯利扑住了加里·利耐克的一记点球。但是热刺队压着我们打,平局看来不可避免的。真是如此,比赛进入了加时赛。 尽管我不顾踝骨的伤痛,不停地奔跑,但几乎毫无作为。球场在拽着我的双腿,观众遥远而模糊,他们的欢呼只是嘈杂的背景——观众和球员间密切的配合还不如平常周六下午的那种比赛。德斯·沃克一记乌龙球为热刺队赢得了足协杯,同时也结束了那该死的一天。球票、踝伤、加扎、与被我挡在场外的那个人共处一室!在更衣室里,我感到空虚无比。 决赛那天的经历让我学到了两条经验。第一条经验增强了我以往的信念:足球是至高无上的团队运动。热刺队教练特里·温纳布利斯在加扎被抬出场后重新布阵,让人耳目一新。如果加扎继续留在场上,我们可能让他起不了任何作用,从而令热刺队没有其它威胁。正因为如此,他们走马换将,所产生的结果显示了热刺队集体的优势,而不是单枪匹马。第二条经验是:场下事务分散精力所具有的毁灭性。就我自己而言就是搞球票。然而要真正吸取这些教训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脑子里还冒出一个想法:决赛不过是另一场球赛,可媒体整整一个星期队总决赛的炒作会耗尽你的精力,简直能活生生地吞掉你,使你失去正常的判断力。这场决赛输得最惨的是保罗·加斯科因。他极力让自己符合媒体对他的吹嘘,从而被压在他脆弱的肩膀上的沉重包袱压垮了。 我现在明白了,虽然森林队输掉了那场在温布里举行的决赛,可这次经历让我受益匪浅。那是我梦想成真的一个赛季,而温布里的失利让我从飘飘然中重新回到了现实中。我从长长的梦中醒来,明白了职业足球是个冷酷无情的事业,同时也看到自己前面的路还十分漫长。 足协杯决赛一结束,我立刻被选中代表爱尔兰参加我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比赛——与智利队在兰斯多恩路球场的一场友谊赛。那是我头一次与杰克·查尔顿——“大杰克”——打交道,他为爱尔兰队的贡献使他成为民族英雄。能入选我当然高兴,但这并不特别值得纪念。爱尔兰队在兰斯多恩路球场连续5年没有输过球,而智利人那天差一点就破了这个记录。大卫·凯利在离终场只有10分钟的时候踢进了挽回脸面的一球,使比赛以平局结束。而我在那场球赛中没有任何突出表现。国际友谊赛是一个矛盾的词,在我心里留下了问号。尽管人们期望你能踢好并赢得比赛,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 查尔顿的战术和我们在森林队时的战术完全不同。根据他的安排,传球不是主要的。他所要求的是一种以人数取胜的足球,强调给对手制造麻烦而不是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进攻的方法是将球长传到对方后卫身后,然后全力压上,将对手围困在他们的半场,希望以迫使他们犯错来赢球。可正是这种简单粗糙的战术,经一些杰出球员的演绎后使爱尔兰获得了两届大赛的决赛资格:1988年欧洲冠军赛和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赛。“给他们施压”是杰克的足球理念。“别犯错,不许在自己半场倒脚”是他的口头禅。 由于我不清楚他对我有何期望,所以除了我自己乐意付出的努力之外,我保持低调,埋头苦干,极力想在第一次遇见查尔顿时弄清楚他的魔术方程式能够创出什么奇迹。可是时间证明那是不行的。 我在科克度过了整个夏天。在经历了我所经历的一切之后,回家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感觉真好。整整6个星期,我开了纵情享受的先河。几乎每个晚上,我都和丹尼斯、约翰逊、德利克以及约翰一起喝酒、跳舞,吃我最喜欢吃的印度烤肉串。除了偶尔喝多了与人发生冲突的夜晚之外,那个夏天真是美妙极了。不幸的是,我在足协杯决赛上的露面以及第一场为“大杰克”踢的国际比赛提高了我的知名度,结果时常听到人们反问“他以为自己是谁”,而我的脾气也时常发作一次。 我还发现自己对成了名就失去了隐私权这一事实难以接受,甚至可以说不可能接受。所以每当有麻烦时,我就会坚持自己的观点,面对挑战,尤其是在深夜。可我的反应越强烈,坏脾气的名声就越大。 我坚持认为,当时的我实际上还不足以称为国际级球员,去为英格兰顶级俱乐部踢球。我也极力向朋友们、其实也是向自己证明:成功没有让我改变对他们的态度。我还是那个罗伊,那个爱喝几杯酒、爱跳舞的罗伊,和来自梅费尔德的任何一个19岁大男孩一样。现在我知道成功是会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的——人们总是对名人有所期待,而且我们也基本上乐意遵命。我们所要付出的大概包括:礼貌、微笑和不断地点头,就像一个得了怪病的人;我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谦逊的英雄,对每一个遇到的人,哪怕他是个傻瓜,也要像对待一个久违的老朋友那样;从不生气;能像超人一样满足各种要求;滴酒不沾,对其他诱惑也具绝对的免疫力。 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19岁的少年,我压根儿无法扮演名人角色。相反,如果我认为某事是对我的攻击,我就会本能地反抗到底。我才不管什么名声呢!所以我不断违背自己一定要避开科克城、避开我想去放纵自己的其它地方的誓言。我会按照我的职业足球生涯的要求去做,但不会为成为白痴般的名人而放弃我的家人和朋友。这样一来,麻烦的种子就此生根了。人们不止一次地问:“有什么麻烦吗,罗伊?” 6个星期晚会般的日子过完后,我回到了诺丁汉,重得像块超重的石头。不过和往常一样,季前训练如同杀戮,体重很快就减了下来。第一个赛季成功后,布莱恩·克劳夫给了我一个新合同,每周700镑加上15600镑的续签费。 10月份,我代表爱尔兰队踢的第一场比赛是对波兰。我们必须获胜才能获得1992年欧洲冠军决赛的资格。我们开始以3比1领先,后来却失了两个球,让波兰人赢得一分,他们也真值得赢。为爱尔兰队踢球是一种奇怪的经历。 作为球迷,我看了杰克·查尔顿带队在1988年欧洲冠军赛和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上的表现,所以我了解他们的风格很普通,而且对于有在森林队背景的我来说,那种战术格格不入,因为我们讲究的是传球配合。爱尔兰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球员,其中有像丹尼斯·埃尔文、大卫·奥拉里、保罗·麦格拉斯、安迪·汤森、雷·休顿和凯文·希迪。但是,对于有章法地踢球、森林队那样的传接配合、或者丹尼斯·埃尔文在曼联所习惯的打法,查尔顿都不屑一顾。 我的任务就是拦截对方,有可能的话进球。得到控球权时,下一步本来应该是传给队友,然而这却不是查尔顿想要的。他生怕把球传丢了,特别是在自己半场。这限制了我和大多数其他球员的配合和发挥。我们只好放弃自己的风格而采用查尔顿的方法。“别他妈的瞎传球”,如果在自己半场或中场偶尔为了跑位而失掉控球权的话,他会在更衣室里大骂。“踢给前锋”简直成了他的口号。 托尼·卡思卡里诺、尼亚尔·奎因和约翰·阿尔德里奇是我们的前锋队员。给他们的指示是:(1)将长传给他们的球射入球门,(2)争取在对方后卫身后控住长传过顶球。如果场上出现方案(1)所说的情形,我和安迪·汤森就冲上去,争取在卡思托尼·卡思卡里诺的简称或尼亚尔后边发动二次进攻。如果场上出现方案(2)所说的情况,则全队压上,将对方 困在他们的半场。其实方案(2)不适合卡思和尼亚尔,因为他们的活动范围不大。约翰·阿尔德里奇更适合在对方后卫身后得球进攻。“把球传到禁区内”,查尔顿不断督促。 爱尔兰队的另一个核心是中场的控球队员保罗·麦格拉斯。他是个杰出的中场球员,当时还在为曼联队效力。这次他的任务是进球,同时紧盯对方的核心球员。 虽然我们在波兹南输给波兰队三个球,可查尔顿的战术在与欧洲队的比赛中被证实非常有效。欧洲球队通常在后场比较随意,但这种战术和爱尔兰队比赛没法赢球,而且还因为爱尔兰队往往压在他们的半场打,所以他们的压力很大。我们每球必争,从而使每场比赛变为90分钟的拉锯战。这是一种温布尔顿/沃特夫德的风格,并被证明在那个年代的国际赛场上非常有效。 然而,查尔顿的足球理念也是矛盾重重:他一方面要求我们不能传球,另一方面又坚持要我们打长传冲吊。实际上,这样的战术在90分钟的比赛中根本无法使我们控球权。其目的是迫使对手犯错误,用不断向对方施压的方法打乱对方的阵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不是查尔斯所统领的爱尔兰队的球风。他不鼓励战术变化,任何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企图都会有使他火冒三丈的风险。显而易见,他不相信任何队员,哪怕是最优秀的爱尔兰球员像其在所效力的俱乐部那样踢球都不行,如果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如优秀球员里·布兰迪和罗尼·威兰那样冒犯了查尔顿,其结果就是结束他们在国家队的职业生涯。 ……(待续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