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 Coste衬衫、Clarks皮鞋、诺基亚6100手机、康柏“自由人”笔记本电脑……如果用保罗·福塞尔在《格调》中宣扬的“阶级观点”来打量，这套“装备”的主人拉波尔特属于西方最标准的中产阶级。事实也正是这样，剥去巴萨主席这个风光的外衣，拉波尔特就是一个不起眼的中产阶级。

　　在西班牙，律师、医生和记者这样的职业都属于中产阶级。正因为这样，身为记者

的我和身为律师的拉波尔特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共同语言。拉波尔特会和我讨论最新款式的MP3播放器，也会和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研究如何用手机上网。我曾经向拉波尔特开玩笑：“在诺坎普的主席包厢里，你和我是所有人当中最穷的。”拉波尔特连连点头，还接着说：“如果没有律师楼，我也许比你更穷。”

　　一个在没有实权的俱乐部副主席位置上蹲了多年的中产阶级，一夜之间奇迹般地击败5名腰缠万贯的对手，然后登上巴萨主席的位置，这样的巨变通常会让人有眩晕感。拉波尔特就像突然拥有百万英镑的亨利·亚当斯一样，经常会被这种眩晕感困惑。甚至在与记者聊天的过程中，主席说话都出现了前后矛盾的现象。例如，他一直弄不清“加泰罗尼亚化”和“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在说到民族情绪时他高叫“加泰罗尼亚主义”，在说到“亚洲之行”的时候他又高喊“俱乐部国际化”。按理说，这样分不清逻辑关系的情况在一个当了17年律师的人身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就如拉波尔特自己承认的那样：当上巴萨主席之后，他有点“摸不着北”。

　　辛苦、苦恼、冥思苦想，身居高位的拉波尔特始终逃不开一个“苦”字。拉波尔特是历届主席中最没有钱的，也是历届主席中最辛苦的。与地产商努涅斯和旅业大亨加斯帕特相比，拉波尔特甚至还要为生计操心。在律师楼和俱乐部的双重压力下，拉波尔特只能靠中产阶级的勤劳传统，不停地“压榨”自己。正因为这样，拉波尔特很喜欢里杰卡尔德，因为他在里杰卡尔德身上看到了和自己一样的勤奋精神。拉波尔特告诉记者，出生在富豪之家的妻子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去坐这个主席的位置，他妻子常常说，如果没有这个担子，律师楼完全可以让他们衣食无忧一辈子。拉波尔特的回答是：“巴萨是一个让所有加泰罗尼亚人开心的工具，是所有加泰罗尼亚人心中的圣地。在这里获得任何一点小小的快乐，都足以让人忘记为此所承受的巨大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