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愈演愈烈的禁药危机和铺天盖地的丑闻面前，意大利足协终于决定痛下杀手制裁嗑药的球员。一时间意大利足坛爆发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严打派”代表佐夫坚决支持足协祭出乱世重典；“人权论”代表者卡佩罗还不忘记幽上一默，“血检对那些害怕打针的球员来说，是个可怕的消息，一段‘针头恐惧史’即将拉开序幕。”

　　官方和民间总会为一些棘手的问题争辩不休，莫衷一是。曾在足协任职的佐夫深知

，如果意大利足协不在这个敏感时期遏止住禁药毒瘤，必将成为意足球史上的千古罪人。而代表俱乐部和球员利益的卡佩罗则为球员的权利大声疾呼。诺龙毕竟不是恐怖主义，用血淋淋的针头来压制兴奋剂的蔓延，是否矫枉过正？

　　乱世重典是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自古以来，我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均奉行“乱世用重典”的量刑原则。但是往往适得相反，越用重典世道越乱。在意大利足协宣布正式引进血检之前，很多球会和球员均表示他们拒绝血检，当时足协尚存一丝犹豫。可是当大因扎吉和齐达内都承认在尤文图斯习惯性地服药之后，卡拉罗终于忍无可忍，一向以采取怀柔政策为主的意大利足协竟然作出了这个石破天惊的决定。

　　在中国历史上，怀柔与重典恩威并济的例子不胜枚举。汉高祖刘邦一反秦始皇的酷治政策，约法三章，深得民心。东汉末年刘璋曾以四川为福地，并沿袭祖先的政策独霸一方。但在其族弟刘备入川后，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治蜀策略。当时蜀中名士皆以为刘备改祖上之制，重典治蜀实为不妥。而诸葛亮却认为刘璋暗弱，川民长期在松散的环境里，形成了不受管束的散漫风气，必须依重典而治。事实上，两代人的两部轻重法典都获得了成功，“天府之国”的美名由此传世。

　　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曾说，“以革命的恐怖来镇压反革命。”那么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意足协又怎么会顾及“针头恐惧症”呢？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