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看达喀尔拉力赛之6：我们能看到些什么？

　　新浪体育讯　安迪-科尔德考科成了第28届达喀尔拉力赛的第一个捐躯者。他是为这个残酷的赛事牺牲的第23位车手。在9日从努瓦克肖特到基法、全长874公里的赛段上，这位摩托车手摔倒在离出发点250公里处，颈椎折断。

　　10日早上传来了这一噩耗。对于这两届达喀尔拉力赛来说，10日成了一个悲伤的日子。去年的这一天早上，驾驶69号摩托赛车的侯赛-马努埃勒-贝雷斯因伤逝过重而去世。他

是在6日从祖埃拉特到提吉特的赛段上受伤的。

　　这两位英雄虽然一个是澳大利亚人，一个是西班牙人，巧合的是，他们倒在达喀尔赛场上的年龄都是41岁。

　　去年的1月11日，就在侯赛牺牲的阴影还没有淡去的时候，又传来了著名的意大利

　　死亡，成了达喀尔拉力赛悲壮、残酷和离奇的一个撼人心魄的注脚。这一致命的威胁，就连这一赛事的创始人切尔利-萨宾(Thierry Sabine)也未能豁免。1986年1月14日，他驾驶直升机遭遇风暴，机毁人亡，享年39岁。

　　除了比赛成绩，死亡、受伤、退出，成了人们关注达喀尔赛事的三大内容。但是，如果我们从达喀尔赛事越来越兴盛、关注度在全球越来越大的事实来做一个冷静的分析，就会发现，比起其他赛车运动，乃至一般体育运动项目来说，它更能唤起人们心灵深处的东西。那就是，在最为恶劣、原始的自然环境里，人类向自身能力的极限发起挑战，用最残酷的方式来唤醒、激发潜藏在心灵深处的冒险精神，磨砺人的意志，考验人的耐力。这个冒险活动的参与者是一群最有勇气、技艺超群的人，因而受人尊敬和关注。人类文明就是在这样一个冒险和探索兼而有之的动力的驱动之下得以发展的。

　　我觉得，站在磨砺冒险精神、向极限挑战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待达喀尔拉力赛，才是正确的。通过三年来的观察和参与，我觉得在欣赏心态上，中外存在着差距。从大赛组委会剪辑发布的电视画面内容取向上大致可以看出，欧洲人更注意表现赛事的艰苦性，以及车手的奋斗精神，而对于车手的成绩并不过分宣扬。也就是说，他们更注重唤起人类的同情心，敲击人性中同情心那根弦。不然，这个赛事又与奴隶制的古

　　达喀尔拉力赛长达半个月之久，比一时半会的大多数体育赛事要漫长的多，如果你只在乎比赛成绩，它会让你等得心焦不已、大失兴趣，逃之遁之。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种投机心理居多的欣赏心态，而非注重体验、激发冒险精神和磨砺意志的心态。达喀尔拉力赛不是一场单凭技巧和运气取胜的短兵相接的格斗，而是一个充满曲折、离奇，以及欣慰和苦痛、甚至悲伤，富于韧性的战役和博弈过程，在某一种程度上讲，它能够折射出人生境界和社会历史演变的光芒变幻。

　　对于人来说，与其说达喀尔拉力赛是一场体力和车技的比拼，倒不如说是一次长时间的意志和智慧的锤炼；对于一辆车来说，与其说是技术的验证，倒不如说是可靠性的考试更为恰当；对于参赛的团队来说，与其说是一次荣誉和体验，倒不如说是一次提升管理素质的拉练。在去年，郑州日产总经理郭振甫说过一耐人寻味的句话：“如果说(郑州日产)第一次参赛胜利跑完全程是偶然的话，第二次参赛获胜就是必然。”

　　汽车媒介圈里的资深记者颜光明把达喀尔拉力赛比喻为“精神放牧”。我同意他这个说法。去年30日，在巴塞罗那等待参赛车辆行政检查时，我发现还有一辆“挎子(带边斗的三轮摩托车，编号为250号)”、一辆很像老甲壳虫的

　　如果说是“精神放牧”只反映了达喀尔参赛者精神境界中个人心理上追求惊险刺激的一面，那么，车手之间扶困济危、甚至车队之间相互帮助的大家庭精神，则是一种“精神升华”。帕拉丁车队已经参加了三届达喀尔拉力赛，不管是周勇、徐浪，还是卢宁军，在危难时候，三位中国车手都接受过外国车手的帮助，有时是别人用车把他们从沙窝中拉出来，有时是别人匀给他们一点油；反过来，三位中国车手也屡次向陷入困境的外国车手力所能及地伸出援手。比如，在7日的从阿塔尔到努瓦克肖特的赛段中，成绩落后、正在奋力追赶的周勇，分别三次、耗费近3个小时把一位外国车手拉出沙坑。这种互助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是在充满绝境的达喀尔征程上所特别需要，也是当前我们这个正处在转型过程中、急剧变革的社会所渴求的。

　　看达喀尔拉力赛，除了“玩”，我们还能看到些什么？

　　(秦淑文，写于2006年1月10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