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吉普车已经在这座不知名的小镇里转了几圈。
来源： 沈坤彧 新闻晨报体育
这晚，看完夜场比赛的高红开车回博韦。午夜12点光景，失灵的导航仪将她带来这座小镇。两个半小时过去后，汽车依然在镇上兜兜转转，天地之间如同布下了一片迷魂阵。
“我的头脑已经累得无法运转，汽油眼看要耗尽。一种恐慌感蹿上来，但我知道自己没有选择。必须走出来，一个人。我终于停下车，再一次重启导航仪，输入一个附近的地址。又过上一会儿，终于开出了这片迷宫。”
2017年年底，在与中国足协的合约到期后，高红离开了国少主帅的职位。“从那会儿到现在，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厘清自己的生命。我这一路走过来，有很多沉重的记忆，很多的困扰，我以为它们将伴随自己此后的人生。但直到有一天，我真正确定了自己的身份。我确定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不必依附于某个群体而获得存在价值的独立个体。那一天，我整个人清爽了。”
那一天，她走出了生命的迷宫。
1
无人和她谈过那次点球
当霍顿主罚的点球被美国门将内赫尔扑出时，英格兰女足在这届世界杯上的希望和荣光都远去了。
“气死我了！”里昂Groupama球场看台的VIP坐席上，高红坐不住了，“这完全是主教练的问题，怀特状态那么好，扳平比分的球是她打进的，后来还有一个进球被VAR判无效，点球也是她制造的。就算霍顿主罚点球是赛前作的预案，这时候也应该作出调整。我一看她的肢体语言，就知道这个球肯定罚不进。”
观察！死命盯着对手看，由远及近，从头到脚。不要放过她的眼神和肢体动作里泄露的任何一丝信息，从中抽丝剥茧加以分析。这是守门员高红在面对罚点球时的绝招，1995年世界杯上，她扑出瑞典两个点球，一战成名。
然而到了1999年7月10日这天，站在被9万多观众撑爆的玫瑰碗球场上，一切线索都凭空消失了。“我发现她们的脸上都是一种表情，看上去好像无欲无求。摆完球以后，也不和我进行眼神接触。我找不到任何信息了。”这场决赛过去很多年以后，高红看到当时率领美国女足夺冠的主帅托尼·迪西科的自传。他在回顾那场比赛时写，自己告诉队员，高红扑点球厉害完全是靠猜测，寻找细微线索来判断。“不要给高红任何信息，无论是你的眼神还是你的身体。连看都别看她。”
罚入制胜点球的查斯汀兴奋不已当一切结束以后，罚失点球的刘英得到了所有队友的安慰，没有扑出点球的高红无人理会。主帅马元安在很久以后的一次采访中回忆，高红在罚点球前曾告诉自己，“等罚完点球，你就是冠军教练了！”
无人安慰，但也无人责备。然而沉默恰恰是最难承受的，“没有人给我反馈，没有人和我分析这件事。我觉得很孤单，有时候我尝试主动找队友谈，我说‘哎那点球啊……’她们立刻打断，‘别说了，都过去了。’我找家里人谈，他们也都回避这个话题。在一片沉默中，我仿佛听到无声的责备。同时，我还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害怕失去这个位置。”
她在自己身上看到了钟红莲的影子。
2
“高红的时代开始了！”
钟红莲在高红之前曾长期稳居中国女足主力位置，她在1995年世界杯后失去了主力，确切来说，就是在高红扑出两个点球之后。
高红从18岁开始练足球，到这时，正好满10年。“我当时在日本踢球，世界杯前被召回来了。虽然还是替补，但我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准备，甚至在训练中练昏厥过。”她在日本俱乐部的德国教练也去到瑞典，紧紧跟随中国女足征战的脚步。她们在前两场小组赛就已确定出线，作为替补的高红没有出场机会，但她认为，自己的状态完全够得上出场。“第二场结束，看到教练在看台上。当时那种心情就是，不顾一切了，管你们怎么想我呢！”她冲到看台，被教练一把紧紧抱住，“我使劲哭，就记得他说了一个词，‘chance（机会）’这是他一直跟我讲的，要等待机会。‘你是最好的’，他说。哭完宣泄完，一回头，看到身边一双双冷眼。但我不在乎，因为总算得到安慰了。”
这一通哭完，没想到机会竟然来了。第三场小组赛前，队内开会宣布她首发后，高红说出一句话，从此在圈子里就落下了“狂妄”的名声。“回到房间，我跟同屋说‘从此以后钟红莲的时代结束了，高红的时代开始了！’她一听，吓坏了，‘噌’的跑出去了。我知道她去告诉别人了，后来全队都知道了。”
那场比赛她守得很好，所以当1/4决赛遭遇瑞典的时候，就给主教练马元安出了一道难题。最后决定让高红上，成名之役便由此缔造。“我当时头上绑了根小发带，两只手手掌向下齐眉贴紧，我就盯她看。我感觉她想打左边，所以我故意往右移动一下，骗她坚定了打左边的想法。”扑出两个点球，中国进入前四，成功复了四年前的仇。
她的人生在一夜之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以前一直是替补，这下确信了，肯定是主力了。”直到这时，她才想到去注意钟红莲。“看到了她的落寞，看到从来没有对自己微笑过的领队的笑容，看到我说话时一张张转向自己的脸，但我竟然没有得到很大的满足，我反而看到了竞技体育的残酷来。我知道走到这一天有多艰难，整整花了十年。”
她后来总结，这一年自己是状态太好，其实真实的水平并没有达到那个高度。“运动员的表现是三个因素决定的：水平、状态和心理。1996年奥运会是我把这三者结合得最好的一届，到了1999年世界杯，我心理出了问题。那是名气带来的，我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我只是在刹那间觉得慌乱，失去了自我。我最终跌倒在点球上，这是我的最强项，这让我有一种羞辱感。”
世界杯结束后，她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自己依然是中国女足的主力门将。但是周围的气氛变得压抑，她始终无法摆脱一种深深的遗憾感。当一年后在奥运小组赛上重遇美国，并再一次让她面对点球时，她意识到这是一次自我救赎的机会。
“那个点球一扑出我就知道了，”19年以后，她在巴黎一家小酒店的露天座上说出这句话，“是时候告别了。”
3
被预判了“死刑”
足球归根结底是项游戏，它应该给人带来积极向上的力量。简单说，足球应该让人快乐。
当她站在勒阿弗尔海洋体育场的看台上，看着身边这个六十出头的法国太太雀跃地给朋友们发去自拍和信息，告诉她们自己竟然来现场看了世界杯的比赛时，高红被她的快乐感染了。
“我在球场外碰到她，她说自己在巴黎工作，因为母亲病重赶回勒阿弗尔。‘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只是觉得心情很糟糕，想到体育场有球赛，一定会很热闹，就来了。’我正好多出一张球票，犹豫要不要卖的时候，她找到了我。”
高红是直到2001年去了美国大联盟，才第一次感受到足球纯粹的快乐。“我经常感到迷惑，自己到底是谁？运动员是生活在大众评价下的，我们对自己的评价也建立在别人如何看待我们之上，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我在日本和中国得到的评价如此不同，为什么在日本大家都如此喜欢我，接纳我，可是我回到国内人们却不接纳我，很少有像韩文霞这样旗帜鲜明地站在我一边的人。那么，我到底是谁？”
在美国，她终于可以暂时放下这种困扰。“完全纯粹的足球，没有人会在足球场外去定义你这个人。他们既不会像日本人那样喜欢你，也不会挑剔你、审查你。就是足球。”
第一个赛季结束，她去动手腕手术。是多年积累下的一个陈旧性骨裂，钙化已经很厉害。这个让美国医生震惊的发现，折射出当时国门竞争的激烈程度。俱乐部为她定制了一套护具保证不加重受伤程度，这样又坚持打了一个赛季，准备趁休赛期把手术做掉。因此牵涉到一个身体检查，这次检查之后，她被预判了“死刑”。
一种全新的、自由的人生刚刚在眼前展开，就要戛然而止了。“为什么我命该如此？”她想起从前在国家队的时候，一个队友曾艳羡地看着从日本意气风发回到国内的自己，问她，“高红啊，你说我啥时候也能跟你似的活得像个人呢？”不是啊，她想，自己的人生明明是更不堪啊。
往后余生的每一天里，高红都将记得那天回到自己借住的朋友家的情景——“他们家所有人都在大门外等我，聚得就像圣诞节一样齐。他妈妈第一个上来拥抱我，紧接着，每一个人都和我紧紧抱在一起。”
4
“那晚，我和妈妈第一次拥抱”
八个小时的手术终于结束后，她问主治医生的第一句话，“我还能再踢球吗？”那个温柔的女医生，默默流下眼泪。
高红在此前几年已经持有加拿大绿卡，但因为奥运会和世界杯一再拖延登陆。在美国动完手术后，她到加拿大康复。“我每天祈祷，期盼有一天能重回训练场。加拿大的春天终于来了，4、5月份，树叶的绿芽长出来了。我去公园散步，看到一群小孩在公园草地上踢足球，一下子泪流满面。”
当她终于归来时，联赛进行了一半。“终于可以申请让妈妈来照顾我了，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跟我妈拥抱就在那个时候，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我的软弱。那天晚上，我想到自己的人生，真的太坎坷了。刚开始享受纯粹的足球，就经历那么多事情。我哭着跑到妈妈房间去，我们第一次躺在一张床上，她第一次搂住我。‘别再要强了，放弃吧。’她说。我说，‘不，我不放弃，我还想踢球。’她长叹了一口气。”
她还是回到了球场，而在遥远的中国，国家女足已经经历了一轮换帅。“时间过去久了，我发现自己还是想回国家队。”赛季结束，她飞回国内，找到当时的主帅，交流了自己当时的情况，没有隐瞒那场大病，并表达了回归国足的愿望。“这次集训来不及了，下一次，我们准备召你。”
得到了主帅的这份承诺，她心满意足回到纽约，告诉俱乐部不再续约的决定，并退了房子。“我在纽约朋友家住，正打算回国的时候多了一个心眼，因为看到集训名单好像出来了，怎么没有我呢？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他，‘教练，我一直在等你电话。我把合同和房子都结束了，就等你招呼，就往回走。’”
电话那头，主帅的声音隔着遥远的电波听起来有些失真，而它传递出的信息却是不容置疑的。“哎哟，不好意思啊高红啊。这个，我们经过各个方面的研究，决定最后不调你了。”
眼泪无声流下。
5
“我的心可以安稳离开了”
纽约俱乐部的总经理很欣赏高红战胜病痛重回球场的勇气，这是一个很符合美国人人生哲学的励志故事。她问，“可以说出你的故事吗？”不要，高红说，她还想再踢一届世界杯。
世界杯，她的执念。
“我都打算退役了，转念一想，我回国内参加女足联赛啊，我踢给你看啊！”她立刻联系到当时北京队的主教练，“可以的，”他说，“但我们北京肯定不解决户口，你的待遇也和其他队员一样，我们就几千元工资。”她什么条件都不要，只要打上比赛。“因为我还想回国家队，所以我需要打比赛。”
就回来了。34岁的奥运会世界杯双料亚军，美国大联盟的明星球员，住着上下铺的宿舍，上公共厕所。“我一切都能忍受，就是为了打上比赛。”但事情的发展再一次背离她的期待，高红一去到北京，球队主教练就上调到国家队，成为助教。后来渐渐传出一些信息，内部人际关系复杂。“我是必须打比赛的，但硬是一场比赛都不让我打，那我回来过这种日子干什么？”
她最后一次亮相是在那年的南北明星赛上，当时赞助商提出，必须高红参加。所以尽管一场比赛没踢，还是进了北方明星队。北方队的主力本该是韩文霞，但临上场热身时拉伤了肩部。结果那场比赛就让高红守了，“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场比赛了。真的，守得真好。我知道自己状态是如此好，但也知道已经到了不得不告别的时候。”
她在70多分钟被换下，全场两万多观众起立鼓掌。“下场这一路我就在心里说，真的到了告别的时候了。我已经尽了所有努力，我的心可以安稳地离开了。”
几天以后高红向北京提出解约，去加拿大读书。
6
“回到你该在的地方”
七年以后，当高红决定放弃加拿大优厚的年薪回国做教练时，她母亲哭了。是出于心疼，她知道足球曾经带给女儿的伤痛，以及未来还可能持续带来的伤痛。“你好不容易忘掉这些”，她说。直到今天，高红母亲依然不认可她当初的决定。
“2008年奥运会和2009年女足世界杯，我作为解说看了她们所有比赛，也了解了她们的生活。我说我一定要回来，也许可以给中国女足带来一些改变。”
走出这一步，她放弃了绿卡和工作。对于这种常人无法理解的行为，他们往往会赋予其扭曲的解读。很多人认为，高红是爱出风头，野心太大。这种因为被误读而带来的困扰，伴随了她迄今的教练生涯。“当我确定了要做教练，就去英国攻读教练课程了。因为布拉特曾经跟我说过，‘足球的未来在欧洲’。课程结束，我准备回国的时候，收到德国冠军教练蒂娜发来的信息，她说，‘回去吧，孩子。那是你该在的地方，我们都期待着看到铿锵玫瑰的再次绽放。’”
她把自己视为中国女足的一个实践者，她想改变一些东西。做教练的过程，是一个逐步退后再退后的过程。隐去自我，呈现球员。“一支球队的核心永远是队员，而不应该是教练或者管理部门，这和我们的传统理念是相反的。所以我的助教常说，‘高导，你这是逆水行舟，你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我说，‘我不管其他，我只知道在任期间，我想做一些事情，并坚定地去做，就可以了。’”
她的执着得到了中国足协很大力度的支持。“比如我要求饮食改变，我就写报告谈出我的意见，批准了；集训的时候驻地要有学习室和会议室，也都给提供了。预算就这么多，那所有人就住得艰苦点。最后用成绩说话，我成绩没出来，自然就没有说服力。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足协给了我时间，五年，在国字号教练里是很长了。”
2015年，以第三名结束了亚少赛，但还是没有获得世少赛参赛资格（那一年亚洲只有两个名额），高红和一名助教去吃饭。他说，“高导啊，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培养人、改变人在先，还是结果在先？我现在终于找到这个答案了，一切从人的改变开始。”
高红的国少队里曾经有过一名德国顾问，这个德国人告诉她，“哪一天这些队员敢于敲你的门、主动找你谈话，那你就成功了，就赢得了她们的心。”她由此想到，其实战术也一样。要让队员从内心接受自己的战术，而不是简单的执行。也许这不会直接带来成功，但起码是走上了成功的轨道。
7
“每个人都在伤害和被伤害”
高红的执教经历有过成功，三届“潍坊杯”国际足球邀请赛的冠军已实属难得。但从过程到结果，仍然充满遗憾。这次世界杯期间，从雷恩到勒阿弗尔，从巴黎到里昂，她每天都在结合自己看到的那些比赛，反思曾犯下的错误。
“97/98那届国少是我带的第一批，出线了，打上世少赛了。但我这次实践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在于我的野心凌驾于对她们需要获得的关注之上。我急于去实现目标，我把自己当做一块模板，渴望证明给别人看。因而，忽略了队员的感受。”
世少赛正式开打前，球队已经在美国进行了长达六个多星期的集训。球员的情绪正在接近崩溃，作为主教练，高红自己也在重压之下日渐焦躁。爆发的那天来了，是和哥斯达黎加的一场热身赛。天很热，但她突然发现每个球员带着黑袖套，球袜全部拉到大腿根。“我一看精神状态就不对，然后我说，‘全都给我脱了！’有个队员小声说了句，‘高导你不知道吗？紫外线要致癌的。’我一听就火了，爆发了一场，也讲了难听的话。那天大家情绪受到影响，输给了哥斯达黎加。”
她后来遗憾自己没能及时留意球员情绪的变化，她们受挫的情绪再也没有得到调整。第一场小组赛，完全打懵了。“第一场打尼日利亚，0比4输的。那天是彭诗梦守的门，幸亏她表现出色，不然就不是4个了。第二场墨西哥，又输了，都是自身失误，队员都懵住了。中场休息，更衣室一片哭声。那下子我却突然冷静下来，我知道了，原来都是我的问题，是我的焦虑感染到她们了。我说，‘从下半场开始我不喊了。’队员都很努力要扳回来，但没有扳回来。最后一场打哥伦比亚，我唯一的祈愿就是让她们享受足球。”
高红的这次失败，其实是和自己做球员时的伤痛经历有关。但她更意识到，人和人的关系，其实重过人和物的关系，这个物就是目标。“如果你和自己达不成自洽，就无法和其他人建立正常的、健康的、互相促进的关系，这样你和物的关系也实现不了。”
当她在此后带队的过程中尝试把球员的感受放在第一位时，却忽略了身边那些助理教练。作为主帅，她缺乏时间和经验。在她的起步阶段里，注定是充斥着混乱和顾此失彼的。“我后来一直在反省，我甚至想，要给我的助教每人写一封信，真诚地向他们道歉。每个人都在有意无意间伤害别人，也受到伤害。我作为运动员的时候被伤害过，成为教练以后也伤害过别人。所以我不想，也没有立场再去责备任何一个人了。”
为了进一步了解作为助教的心态，她决定在世界杯结束后前往美国大学生女足联赛总冠军球队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队，担任助教。
“2017年以后我退下来，在反思中度过了一年多时间。我看清了这个世界，也不再惧怕被孤立，不再执着于探究人们为什么会对我形成偏颇的看法。这些已经不再困扰我了，因为我对自己的身份越来越确定，我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存在。我从球员和教练转而成为一个普通人，并越来越接纳自己这层身份。我不必依附任何群体，也能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我自己看世界杯，自己做调研，也可以做得很好。我也看出了自己在工作中缺失和遗憾的地方来，但这不会让我消沉，反而促使我提升。在重新起步前，我要先培养一种健康的人和人的关系。一个独立的个体，并不意味着排斥和他人的联系，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这次在法国看世界杯虽然独来独往，但感谢体育总局对于精英教练培养计划的资助和拨款，使我得以成行。”
有没有一个顿悟的时刻呢，走出迷宫的确切一刻？
“我不知道是否有那样一个具体的时刻，如果有，它一定是像现在这样的一天。有风，有茶，桌上有足够的食物，让我感到幸福和安宁。”
撰文：沈坤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