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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首页 > 竞技风暴 > 国内足坛 > 《足球》报 > 新闻报道

			拉德 不应被忘记的名字 http://sports.sina.com.cn 1999年10月18日 18:46 《足球》报 　　编者按1993年8月，南斯拉夫人拉德来到中国，担任国奥队 主教练，1994年10月拉德改任国奥队技术顾问。1996年起担任北 京某足球学校总教练。 　　从1993年8月26日至1995年10月1日，李良石在国奥队担任拉 德的翻译。在此之前，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李良石是中国国 际广播电台记者。 　　离开拉德后，李良石赴南斯拉夫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其 顿外交官，1998年2月回国。从1999年初至今，李良石在山东鲁 能泰山足球俱乐部任南斯拉夫语翻译。 　　从下期开始，本报要闻版将连载李良石撰写的长篇纪实报告 《追求卓越——桑特拉奇和鲁能泰山的1999》，敬请读者垂注。 　　不忍回首 　　1999年9月14日，正是北京的金秋时节，正午的阳光暖洋洋 地照耀着，使人感觉很舒适。拉德和我在丰台体育场的路上边走 边聊，像往常一样，他要陪我走上500 米，在体育场门口同我话 别。前面人声鼎沸，聚集着一群男男女女，每人头戴鸭舌帽，身 着白色圆领衫，帽子和上衣的左胸处印着“50"，看来这是为五 十周年国庆欢庆活动彩排。拉德止住了脚步，犹豫了一下，然后 对我说：“人太多，我就送到这里了。"望着他满头的白发，我 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只好用力握着他的手，说了句“万事如意 "。我转过身，穿过嬉笑的人群，一张张笑颜绽开的脸从我眼前 闪过，我的心却一阵阵紧缩，阳光晒得我有些发冷，但背部却有 一片灼痛感，因为我知道，拉德的两道目光一直伴随着我。思绪 如开闸的洪水汹涌而出…… 　　1999年9月12日，我随泰山队到抚顺客场与辽宁队作战。 　　第二天，我队经北京转机回济南。队里批准我在北京滞留两 天。好久没回家了，一大堆公事、私事急待处理。原本只想给拉 德打个电话问候一下，电话刚一接通，那边就传来拉德急切的声 音“李，是你呀，哎呦，哎呦，李良石，你好呀，我们能见上一 面吗？" 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请求。第二天，我如约赶到他的办 公室，他紧握我的手，第一句话竟是：“我没想到你会来。" 眼 里流露出异常的欣喜。整个上午，几乎都是他一个人在倾诉。楼 上正在装修房间，刺耳的电钻声不时响起，压住了他低沉的声音， 但他全然不予理会，一直持续说着。 　　他谈到来龙力足球学校最初的想法：不仅仅是培养足球娃娃， 更重要的是以学校为基础，组建队伍，从乙级队打起，打进甲B ，直至打进甲A。但现在看来，这一目标离他越来越远。 　　他谈到学校管理层走马灯似的变化，学校内部复杂的关系和 人事倾轧，即便像他这样的“好好先生" 也不能幸免。去年从瑞 士休假回校后，当时的董校长竟然禁止中方教练同他说话。 　　今年春天拉德患腰椎间盘突出症，大腿部分神经失去知觉。 他在几个医生手中辗转，最严重的时候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 尽管在中国六年的生活已使他学会了足够的汉语单词应付日常生 活与工作，但在治疗这方面，他的词汇量明显不够，他那时特别 希望我在他身边，帮帮他。那段日子里他甚至已经作好最坏的打 算了。 　　他挨个点评曾经带过的队员，特别是他亲手选拔的几个队员， 如：杨晨、曲圣卿、谢晖等。他说他现在依然关注这批队员们的 足球生涯。他特别提到曲圣卿，说当时的中方教练都反对把他招 进国奥队，认为“胖子" 没脑子，只有一个好身体。拉德力排众 议，坚持把他招至麾下。他的理由只有一条：“胖子"将是个符 合欧洲标准的好球员。 　　他又提到最让他伤心的一幕。1996年在马来西亚，中国同韩 国国奥队决战。赛前他就发现队员们心态失衡，他想对队员们讲 点什么，但没人听他的。上半场比赛失利，中场休息时，戚务生 突然让他对队员们说些话，并让谢晖当英语翻译。看着一身汗水， 满脸疲惫的谢晖，心想用两人都不大熟练的英语，拉德真不知该 说些什么好。他只好对大家讲“你们有什么好怕的？你们有什么 好怕的？”后来，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倾注了三年心血的队伍被 韩国队击败，他说：“我的心就这样被一片片地撕碎了。" 　　听他谈这些伤心往事，我不忍一直看着他的满头白发，于是 环顾四周，突然发现原来挂在墙上的横幅不见了，我清楚记得这 是去年7 月他的一位中方教练同事亲手写就送给他的，并请我一 定要翻译给拉德听。他写的四个字是“德艺双勋"。我的目光继 续游移，最后发现这块横幅被立在墙角里。难道我眼前这位长者 的“德"、“艺"已不“勋"了？他为中国足球所做的努力就不值 一提了吗？他所表现出的气质与精神就不值得我们记住了吗？ 　　拉德常说足球是他的谋生手段，哲学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 以亚里士多德自居，下面是他最爱讲的一个故事：在古希腊某一 隆重的庆典上，亚里士多德作为最尊贵的客人被邀请出席。人们 衣着艳丽，游行、竞技及畅饮之后，大家围着他，急切地问他观 感如何。他缓缓答道：“世界上竟有如此多纷繁复杂、绚丽多姿 的事物——这是我所不愿看到的。" 　　讲完这个故事，他补充道：“但是如果恰巧我参加了庆典上 的赛跑比赛，我一定要坚持跑到终点，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 　　跑向巅峰 　　1943年，南斯拉夫的冬天异常寒冷，雪也下得很大，群山、 树林、小村庄都被包裹在白色中，但隆隆的枪炮声却使村民们无 心欣赏周遭美景。德国法西斯在向山上的南斯拉夫游击队进攻， 小村庄是必经之路。全村人仓促逃跑。一位母亲带着一个七八岁 的男孩落在最后，炮弹呼啸着不时从头顶飞过。不知跑了多久， 可怕的呼啸声依然如一张网，紧紧罩在头上。男孩实在跑不动了， 他对妈妈说：“我想躺在地上歇会儿。"妈妈紧紧拉着他的手说： “儿子，我们必须向前跑，要不我们就会死在这里。" 　　这个小孩就是小拉德。自此以后，那一幕就深深印在拉德的 脑海里，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二战后南斯拉夫百废待兴，人民的衣食暂时还成问题，年少 的拉德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参加足球训练。尽管又 苦又累，但可以衣食无忧。 　　没想到，足球竟因此成了他一生的职业。18岁那年，双喜临 门：他首次入选南斯拉夫国家队并且考入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系。 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不停的训练、比赛及繁重的学习任务压得 他喘不过气来。他曾一度打算放弃足球，但一想到年迈的母亲及 上大学的姐姐需要供养，他又让足球在脚下滚动了。 　　“足球让人欢乐的时间太短了，也许仅仅是破门的几秒钟或 胜利后那几分喜悦，其他时间都生活在精神及肉体的巨大压力之 下。我也许谈不上热爱足球事业，但作为一种职业我却非常尊重 它。当队员时，我从不抽烟、喝酒，每堂训练课都比别人早来十 分钟，晚走二十分钟，就是这多出的三十分钟，使我成为南斯拉 夫最出色的中锋，几乎每场比赛都能进球。" 一位记者曾问拉德： “做一个好的中锋的秘诀是什么？"他回答：“我始终记着妈妈 的忠告：‘一直向前跑！'逮着球就往对方的球门射。"拉德踢了 18年的职业足球，直到36岁才退役。当时他满是伤病与疲惫，真 的再也不愿多看一眼那个黑白相间的圆东西了。于是揣着经济学 证书，拉德坐进了瑞士一家大公司的办公室。但是“曾经沧海难 为水"，他越来越厌烦西服革履的束缚，越来越讨厌从办公桌到 酒桌的单调乏味以及追逐利润的尔虞我诈。他发现他的心仍留在 可爱又可恨的足球那儿。他决定去读教练专业。一连在南斯拉夫 及德国拿了两个教练证书后，他又重返球场，开始了第二次冲刺。 　　从一开始拉德就显出与大多数足球教练的不同。“我是一个 知识分子型的教练”。他这样评价自己。大多数足球教练都是站 在中央指挥着球员，他们不是朝队员大声吼叫“快跑！”就是“ 趴下！"而拉德训练时，球场静悄悄的。无论什么情况，他总是 坚持与队员一同跑、跳。拉德解释说“我这样做只是想与他们一 同呼吸，一同流汗，这样就可以把握住他们的真正感觉，知道他 们什么时候疲倦，什么时候厌烦。" 　　“UBI BENE ，IBI PATRIA"（拉丁语，意为：哪里好，哪里 就是故乡）成了他的座右铭，他要做最光荣，也最艰辛的国际教 练。到异乡与陌生人共事，要比在南斯拉夫困难一千倍，但他相 信自身的敬业精神与对人谦恭有礼的君子风度一定可助他成功。 1980年他到喀麦隆任国家队教练，一干就是六年。经他之手带出 了米拉等第一代足球明星。成功接踵而来：1982年喀麦隆队首次 进入奥运会；1985年首次夺得非洲杯冠军。在短短的几年内，他 把一支默默无闻的队伍训练成世界劲旅。借此，他成为了一个传 奇般的教练。但他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他会去中国，那个国度 对他而言，太遥远、太神秘了。但命运之神偏偏叩响了他的大门。 　　中国情结 　　1992年，中国足协向国际足联请求派一位世界级教练任国家 队主教练。因拉德在非洲十多年的出色成绩及丰富的训练弱队为 强队的经验，国际足联选派了他，后因上海大众提出愿在财政上 给予中国队支持，但必须得请德国教练，于是施拉普纳来了。 　　中国足球尽管水平低，却一直是中国体育的第一“热点"。 施氏的到来更使“年年失望年年望"的亿万中国球迷热血沸腾。 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之手，他们把自己的梦想与渴望直接写到 了施氏的车上：“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1993年，伊尔比德的世界杯外围赛，中国失利于不入流的也 门队，痛失出线权。一时间举国哗然，舆论界一同声讨施拉普纳。 中国足协再次把目光转向拉德。同一年前相比，拉德得到的条件 差多了：不能带国家队，只能带由18、19岁的年青球员组成的国 奥队，只能拿施氏工资的八分之一。极度的失望使国人对足球产 生了仇恨情绪，他们不会像从前那样为足球大开方便之门了。在 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你，你会来吗？ 　　1993年8月26日，拉德终于来到中国。他后来解释说，他一 直对中国抱着美好与神秘的情感，一直忘不了中学里学到的那些 单词——戈壁、沙漠、扬子江、黄河、孔夫子……他要到龙的国 度里印证这些神秘的词汇。 　　中国的一切，并没有让他失望。刚来不久的一个夏夜，他指 着满天的繁星深情地对我说；“我最想了解这里的星星。我已走 遍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曾以为这地球上没有我不了解的事物， 现在我知道我错了。如果不到中国来，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永远是 不全面的。" 　　他发现中国尽管处于一个极快的现代化进程中，但仍保持着 很好的民族品质：热情好客，吃苦耐劳，彬彬有礼。这些竟同自 己的性格特点极其相似。他逢人便说自己原是中国人，不，更确 切地说，是北京人。 　　他开始学习用筷子吃饭，夹花生米成了他最好的专项练习。 来中国一个月后，伍绍祖宴请拉德，他得意洋洋地用两根筷子夹 起一粒花生米，在空中连晃几圈。在众人的热烈掌声之后，他郑 重宣布：从此以后在中国他再也不用“刀叉”了。 　　文化的相互撞击、沟通、融合，一直让拉德着迷。他努力学 习汉语口语，尽量让自己僵硬的舌头变软，甚至特意要学北京的 “儿化音"。在广州，他发现当地女服务员平、卷舌不分，就纠 正她说：“‘是’应发‘SHI’，而不是‘SI’"。在四川澎县集 训时，一位当地妇女问他有几个孩子，他伸出右手的拇指和食指， 吓得那妇女直吐舌头。当双方弄清一个想说‘2’，而另一个理 解为‘8’时，都开怀大笑。 　　1993年10月中旬，国奥队到离四川成都30公里外的澎县集训。 在那里度过的近百个日日夜夜成了拉德及国奥队最艰苦的一段时 光。 　　四川的冬天比北方更难熬。北方的冬天尽管寒冷，屋里却有 暖气。但在澎县，整日不见阳光，阴冷潮湿，洗完的衣服晾上几 天也不干。屋里没有暖气，与室外是一样的寒冷。队里希望拉德 住在县城里唯一有空调的二星级宾馆里，但拉德坚持要与全队同 吃同住，同甘共苦。万幸的是每人的床上都有电褥子，每次训练 前通上电，训练后被窝成了唯一温暖的地方，大家回屋后就立即 钻进去，一直等到吃饭。按当时他的助手戚务生的观察，拉德是 全队钻被窝速度最快的人。 　　在热带生活多年的拉德，的确很难适应湿冷的气候。他打趣 说，他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感觉鼻子的存在，现在又重新感受到了 ——它不是被塞住就是向外流“清汤”。最冷的那几天，他甚至 戴着手套在食堂里吃饭。队员们分批分期地病倒了，他也不例外， 喉咙疼、发低烧一直持续了十多天。但他只在床上躺了两天，其 余时间仍带队训练。 　　这些条件的艰难他不仅同队员们一起默默忍受，而且不时苦 中作乐，表露一下幽默的天性。招待所楼里的服务员是一位年逾 六十、满脸皱纹的妇人，有着尖尖的类似小女孩的嗓音。一日训 练结束，大家返回招待所，老妇人拿着一串钥匙挨个为大家开门， 到拉德门前，她试了一把又一把都未能打开，慌乱中，把钥匙掉 在地上，趁她弯腰拾钥匙，拉德眨了眨眼，小声说：“哦，她又 恋爱了。" 　　如果说“身体力行"是拉德当教练的一大特色，那么“尊重 当地同行"则是他做外籍教练的成功之本。初来中国时，他任主 教练之职，戚务生、谷明昌担任他的助手。他不仅每堂课都带队 训练，而且在休息时还耐心、细致地给两人解释为什么要如此安 排训练。这些都是每个教练的职业秘密，但他并不害怕“教会徒 弟、饿死师傅"。他常对戚、谷二位说：他在中国最大的心愿不 是他个人获得巨大的荣誉与地位——这些来中国之前他都得到了。 他只是希望国奥队取得优异成绩，希望他俩事业攀上顶峰。每次 比赛之前，他都要开两个会，先是与中方教练交换意见，磋商确 定上场队员名单与比赛战术，再召开全队会议。拉德借口无法同 队员进行细腻直接的交流，他通常只讲一些指导性意见，然后由 戚务生代表全体教练组讲解具体细节。但每场比赛后他却一定要 主持赛后会，不但对全队进行整体评析，更主要是逐个分析每个 队员在场上的优缺点。对每个人的开场白他都是“踢得很好”、 “不错”，最差也是个“不坏”，从不使用“坏”之类的评价， 而且每一次都先谈优点再谈缺点。 　　荣辱不惊 　　1994年10月广岛亚运会之后，中国足协决定拉德改任技术顾 问之职，戚务生接替为主教练。一夜之间他俩的位置发生了互换。 这一互换的原因据说有两点：一、国奥队在几场友谊赛中表现不 佳；二、“大家”普遍反映拉德的训练量偏小。听到这个决定， 拉德非常平静地阐述了自己的想法：“我受国际足联指派到中国 帮助中国足协工作，不是为了荣誉与金钱。在我的任期内，我会 完成足协的各项指令的。” 　　真正适应这一转变却是艰难的。以前无论在哪个队，拉德一 直都是主教练，是自己思想的执行者。但现在每堂训练课只能在 旁边站着，为了不干扰戚务生指导工作，他尽量避免直接与队员 打交道。但他一发现问题或有什么意见就会找戚务生交流。 　　拉德这样做并不是有意忽视自己的球员，恰恰相反，他认为 一支队伍里最重要的不是教练而是全体队员。因为教练的水平再 高，也不能亲自上场比赛，他必须依靠场上的11名队员，靠他们 流汗、甚至流血去赢得比赛。 　　足球队里各种性格的人都有，但他们有一个共性：非常敏感。 拉德总是尽量做到不偏不倚，从不公开表示喜欢谁、讨厌谁。“ 我从不和队员发生直接冲突！”拉德说，“即便有时他们的表现 气得我的肠子都扭转起来。” 　　在喀麦隆时，有个队员临睡前如果不把自己的肚皮撑得鼓鼓 的，就无法入睡；另外一个队员赛前一定请巫师占卜。如果巫师 说不宜上场，他便死活不上场。“对待这样的队员，我唯一的方 法就是说服、教育，一遍不行就说十遍百遍，反正我有足够的耐 心。” 　　在中国，有一次训练，他看到一位队员动作不规范，要求他 再做一遍。那位队员认为是故意刁难，一气之下把球踢飞，随后 用汉语大骂，拉德虽然听不懂，但他明白。他一句话也没说，看 了那位队员几秒钟后，走开了。训练课后，该队员诚惶诚恐地前 来道歉，拉德却笑着说：“训练时我的话就是法律，你必须执行。 如果想骂人，你可以在肚子里骂，但不要出声。” 　　为什么这样一个成绩斐然、人格高尚的世界级教练却在中国 抑郁不得志，慢慢地湮没？我长期思考得出的答案是，这是由于 几年来中国足球喧嚣浮躁的大环境造成的；其次(然而这是充满 讽刺意味的)，是由于他拥有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温、良、恭 、俭、让造成的。这样的美德不仅在当今中国足球界甚至在整个 社会中常被当成了软弱和窝囊。1995年2月，国奥队要去香港打 “登喜路”杯，足协突然决定由一位足协官员顶替我出发。拉德 对我讲“这实际上是针对我的打击，是想让我顾而问不上，但我 们只能服从。”当时，我对他有一点失望，心里想“你完全可以 辞职，我们也可以各回各的家。”1995年10月，我谢绝了足协的 一再挽留，离开了国奥队。拉德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继续留任 到1996年8月。 　　另类英雄 　　1998年2月，当我结束中国驻马其顿使馆的外交官任期回到 祖国后，我听到的最吃惊的消息是——拉德还在中国，而且是在 北京一所普通的足球学校——龙力足球学校担任总教练。我问他 为什么要到龙力，他回答我说：“同中国足协的合同中止后，我 曾接到中国几个甲级俱乐部和其他国家的邀请。我已经搞了45年 的职业足球，无论是作为一个球员，还是一个教练，该得到的我 都已经得到了，金钱和荣誉对我已经无所谓。出于对中国人民的 喜爱和尊重，再考虑到自己的年龄，我想再干几年，在这里为自 己的足球生涯划一个句号。" 　　1999年9月14日，我们聊着聊着，不觉已到中午12 点了，我 主动提出要在食堂同他一道吃午饭。拉德愣了一下，然后说：“ 好吧，不过可没什么好吃的。"的确如此，每人一份米饭，土豆 青椒炒鸡肉，再加上白菜炒粉丝，拉德和其他中国人一样，用筷 子把铁盘里的那份饭吃得干干净净。餐桌上，大家的话都不多， 气氛有些压抑。饭后，他坚持要送我到门口。在路上，他说：“ 明天就好了，明天孩子们都返校了。"我报之以沉默。我感觉到 他还在坚持着，他一定是坚持着想把自己的句号划得完美无暇。 他告诉我最新基因学研究成果表明非洲人和中国人是同一祖先， 对此他深信不疑。因为他发现这两种人的肌肉类型、动作协调性 和快速反应能力非常相似，中国完全可以培养出一百个“米拉" 、一百个“比耶克"来。 　　他说：“但愿其中有几个是由我培养出来的。" 　　分手时我竟没说再见，只说了一句：万事如意。李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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