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记者的事很难办。

　　看通报中对谭勇“罪状”的认定有三：一是误导球迷，二是 丑化组委会领导，三是有那么一次走出了摄像记者的固定区域， 违反了规定。通报对谭勇“罪状”的定性为“未能从安定团结的 大局出发，在舆论导向上存在着一些失误”。

　　虽说对很多掌握权力的人来说，法律或规章制度都是一些令 人讨厌的羁绊，但依法而行，遵章办事终归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对一些事情正当与否的判断也应当以法规条文为依据。

　　查一查中国足协的《全国足球比赛新闻采访规定》，各赛区 委员会的新闻组的确“有权对记者（违反规定的记者--笔者加 ）提出批评、警告以及暂扣采访证件的权力”，但行使这种权力 的必要条件却是这样的：“若发现冒名顶替、伪造证件、扰乱赛 场秩序的记者”。条文中并没有诸如存在不良的舆论导向、丑化 领导当如何如何处罚的条款，如此对谭记者的处罚便可以被认为 没有依据，另外，存不存在舆论导向问题，是否影响了安定团结 的大局也不是随便一个什么组织就可以认定的，新闻媒体是党的 喉舌，此等大事是要由各级党委或宣传主管部门来认定的。至于 丑化领导，似乎只该是领导的私事，如果领导认为自己的名誉权 受到了侵害，那么他大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本不该采取行政手 段。细究起来，赛区组委会制定通报，赛区的领导肯定是主要的 参与者和决定人，由参与者和决定人来定性某个记者丑化了自己 的形象，是不是有点像由法官来自己裁定他与别人的官司，最后 又裁定自己获胜了呢？

　　这又该算是怎么一回事？

　　不论谭记者自己怎么认为，不论贵阳电视台的领导怎么认为， 也不论赛区组委会有什么理由，这份通报的言出无据都是显而易 见的，这不是指事实，关于事件真假与否谭记者也在自己的文章 中作了答辩，读者可以自己去分辨。

　　由于面子的重要，由于通报本身的出台足已证明完成通报者 缺乏足够的对自身以及有关规章的了解和认识，所以要想让他们 重新认识问题反省自己是困难的；不太确知贵阳电视台出于什么 样的考虑，反正他们息事宁人的态度显而易见，这样谭记者只能 一个人去“战斗”了。

　　在很多村民的眼里，一味纠缠的秋菊是不知好歹，不明事理 的；在很多人的眼里，谭记者这样不懂委曲求全，四处蹦跳喊冤 是年轻幼稚、不够成熟的表现；“再闹下去，把事情闹大了，对 他自己没什么好处”，从某种角度讲，这是不错的，生活中俯拾 即是的实例证明着这一点，但这也正是谭记者的可贵之处，不如 此，什么时候人们才能习惯以理性的方式行事呢?当然，谭记者 也该做好个人利益有所牺牲的准备，这是免不了要付出的代价。

　　在北京那边，中国足协新闻办公室主任也在为也许是和贵阳 赛区负责人相似的问题烦恼着：“但是，一个更怪的现象是，人 们对于新闻的‘假’字似乎并不关心，目前媒体的焦点却只是在 足协处理假新闻的方式是否合适的探讨上”。

　　没有“合适的方式”，不在法律和规章的范围内行事，那么 用什么来保障行事的理性和合法性呢？这本不是一个深奥的道理。

　　谭记者的事很难办，估计很可能又是一个不了了之。钱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