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皇岛，我听说了两个1000万元的故事。四川全兴俱乐部自职业化以来，在引进球员方面已经花了1000万元；天津火车头俱乐部在近三年内，通过向国内俱乐部输出自己培养的青少年球员已获利1000万元。就是这两个1000万的对比，使我产生了一定要采访天津火车头俱乐部副总经理席绍忠的念头。

　　八成孩子成材了

　　在秦皇岛，别人一提起搞青少年足球多半是抱怨和诉苦，席绍忠却兴高采烈，而且用词把人吓一跳：“没错，这几年我靠卖孩子赚了1000万。”听上去像是一个买卖做得挺火的人贩子。不过这正是我对席绍忠最感兴趣的地方———靠“卖孩子”挣钱。在中国，通过搞青少年足球赚了钱的并不只有天津火车头一家，不过那都是靠收球员家长的学费挣来的，办一足球学校，一个学生一次收上十来万或每年收上一两万学费，那钱也不少挣，但这种有才无钱莫进来的足球学校火爆了两三年以后，它固有的弊病已日益凸显出来；而像天津火车头这样不收学生家长一分钱，实打实凭培养足球人才赚了大钱，而且已向国内多家俱乐部输送了近百名球员的情况，可以说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这是天津火车头做得比较大的几单生意：曲波，现在青岛队的头号射手，卖了135万，天津泰达队曾经想出300万把他买过来，但被颐中一口回绝了；赵斌，现在深圳平安队，卖了115万；卖给五牛队5名球员，280万；青岛海利丰租借14名球员和1名教练一年打乙级联赛，也用了75万。当时在五牛队任主教练的陈亦明也曾看中了曲波等几名队员，可惜他晚了一步，青岛海牛俱乐部的老总秦宁已带了教练和财务等5名工作人员，在陈亦明之前赶到天津把曲波等人买下了，陈亦明心有不甘地撂下一句话：“如果海牛不想要了，你们把这几个队员再培养两年，到时我论斤买。”而天津足协曾希望能租借在海牛一二线队里的几名前天津火车头队球员回来打全运会，秦宁不知是开玩笑还是说真的，竟喊出了300万的租借费，而且还告诉席绍忠说要真能赚到这笔钱就跟他平分，作为天津火车头输出这几名好球员的回报。这是经济效益的一面，从社会效益来说，天津火车头俱乐部的成材率高达80%以上，81-82年龄组只有两名球员没能入选职业或半职业俱乐部的球队，在沈祥福带的中青队里就有3名天津火车头培养的队员。所以，天津火车头现在在圈里已经是出了名的人才后备库。

　　与大多数同样看中青少年足球培训这门新生产业的人不同，席绍忠选择了一个相反的生财之道，不是靠“收孩子”挣钱，而是靠“卖孩子”挣钱。只要是俱乐部看上的好苗子，不收取任何费用，但家长必须跟俱乐部签订合同，将来球员的转会费全部归俱乐部。席绍忠冒险走出的这一步，对中国足球来说，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一步。这一步没有中国足坛普遍可见的急功近利的浮躁之气，而是踏踏实实地按照足球规律办事。

　　市场机制消除百病

　　靠“收孩子”挣钱与靠“卖孩子”挣钱的差别有多大？我的感觉这已近似于体制上的不同，“卖孩子”挣钱的模式，在先天上就对目前存在于中国青少年足球工作方面的许多病毒具有免疫力，比如选材是唯“才”是举，而不是唯利是图；不是锦标主义，而是以输送人才为目标，这就避免了拔苗助长、虚报年龄等不良风气；为了“生产”出高质量的精品，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为球员的成才创造尽可能好的训练、生活环境；必须培养一支教学能力强的教练队伍，采用先进的训练方法，而不是随便拉几个会踢几脚球的人就来上课；由于是卖了货才能收钱，像广东标达足球学校那样老板卷钱走人的事更不可能发生。

　　席绍忠说他们从来没有在媒体上登过招生广告，都是靠别人上门推荐或教练到天津的各种少年比赛中去寻找苗子来选拔队员，必须通过俱乐部对球员身高、速度、意识的测试合格后才能录用，不然给再多的钱有再深的关系也不会要。中央某部长的侄子也因为不符要求同样被拒绝了。一下子看不准的队员，可以先交一点费用跟着训练，但俱乐部不与之签合同。

　　席绍忠在选择球员上还有一些简单有效的土办法，比如说根据小孩父母的身高和小孩上下半身的比例来判断他将来的身高，为此他有一次甚至冒着挨打的风险，追问一个小孩的父亲这孩子是不是他的“原装”。而席绍忠另一个有意思的选材方法，记者以前也在别的教练那里听说过，就是根据小男孩的生殖器来判断他的雄性激素高不高，适不适合从事对抗激烈的足球运动。据说生殖器短而粗、阴囊紧绷的小男孩就是不错的苗子。

　　一些足球学校的伙食费虽然号称一个月500元，实际上为了省钱往往打了折扣，有的还不到300元，所以许多学校平时都不让家长参观学生用餐，而天津火车头却随时欢迎家长观看球员的训练、学习和用餐，因为他们保证学生每天的伙食标准在25元的水准。因为孩子不能充分发育，到时吃亏的只能是俱乐部自己。为了保证伙食的质量，席绍忠还专门请球员的家长到饭堂工作，这样饭菜不仅不会偷工减料，而且还洗得特别干净。

　　虚报年龄、以大打小在国内青少年队中是个很普遍的不良风气，因为教练的待遇通常都与成绩挂钩。但在以输出队员为最终目标的天津火车头就不存在此类的问题，与此相反，由于要保证球队每年要打80场以上的比赛，在同龄球队中找不到合适的对手时，就会找高年龄段的球队交手，只要队员得到了锻炼，输得再多也没关系。球员再与同龄球队比赛时，就会轻松得多。

　　在国内青少年足球队中，教练队伍整体素质低下，是阻碍中国足球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位外籍教练在观看了一支由一位前国脚带的青年队的训练后，对我说：“他不是在训练足球，他是在训练牲口。”在一所国内著名的足球学校里，有一名教练从没入选过任何专业队，或任何专业的培训，只是一个爱踢上几脚的球迷。

　　天津火车头现有9名教练，大多有踢甲级比赛、执教甲级球队的经验，但席绍忠对此并不满足。他经常对王军、王广泰等教练说，你们不能拿你师傅教的那一套来带你们的学生，那已是50年代你们的师爷辈传下来的了，你们必须用先进的方法来教学才能赶得上足球的发展。俱乐部鼓励教练员积极参加中国足协举办的培训班，去年还选派了两名教练到乌拉圭民族队学习。平时还通过各种渠道订购了大量的录像和期刊资料供教练学习使用。所以，他们的教练在训练中绝不会为了早出成绩，采用过度的力量训练拔苗助长，主要以发展小球员个人能力的技术训练为主。

　　有名有利作贡献

　　现在天津有20多家小俱乐部，他们输送球员的首选都是天津火车头俱乐部，其次才是泰达俱乐部。火车头俱乐部现在可以吸收到最好的生源，因此天津火车头也进入了一个更高的良性循环层次。

　　回过头来再说席绍忠，搞了22年足球的他只在场上踢过5分钟的比赛，而且只触过一次球，人家把球传给他，他又把球传了回去，但有意思的是，已经有一家大牌的甲A俱乐部想用15万的租借费把席绍忠弄去搞青少年队的建设，席绍忠说搞了那么多年甲B都没有什么大牌俱乐部留意过我，“卖孩子让我出了大名了。”

　　“卖孩子”听上去话挺糙，但很实在。席绍忠还对我说过一句更实在的话：“名和利我都想要，但像我这样搞青少年足球，挣到了名和利也就为中国足球作了贡献，这不挺好？”李京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