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1996年成立足球俱乐部的大会和1998年的新春四强邀请赛，我都来过厦门，对厦门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且我的几名弟子迟尚斌、蔺新江和许建平都在厦门队。所以当中国足协请我到各俱乐部调研时，我把第一站选在了厦门。”前中国足协主席、现任中国足协顾问的中国足坛“重量级”人物年维泗讲述了自己来厦门的缘由。

　　67岁高龄的年维泗是和另一位足协官员于上个星期天来到厦门的，并观看了当晚的厦渝之战。他将在厦逗留一周，观看完足协杯的厦连之战后返回北京。年维泗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调研俱乐部球队对冬训、体能测试、升降级制度、转会制度等足坛有争议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中国足协在年底极有可能就某些制度来一次大的变革。

　　记者向年老请教了他对中国足球七年来实施职业化的一些看法。年老对这些年的进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将进步归结为五点：足球迅速开拓了市场；观众被请回了球场；职业化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各俱乐部在近两三年认识到了抓后备力量的重要性；女足的社会赞助明显提升。

　　但是，年维泗认为中国足球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出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由于步子迈得太快，很多相应的法规没有跟上，出现了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混乱。市场经济归跟结底是法规经济，执法不严肯定要出大问题。

　　具体到球队的训练和比赛，年老的一个突出感受就是训练量偏小。在一周一场比赛的节奏下，每周只有一次大运动量的训练显然是不够的，替补球员由于少了一场周日的比赛，水平怎么可能提高呢？教练员为了怕比赛踢不好，总是在调整，实际上完全有训练的时间。他认为，尽管外籍教练给中国足坛带来了一些先进的理论，但是“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坚持大运动量训练”的“三从一大”的良好训练作风是不应该丢掉的，有创新同样要有继承，两者不可偏废。

　　至于比赛质量，这几年并没有质的提高，虽然比赛很激烈，但是真正精彩的比赛很少。而激烈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球员的技术失误造成的，其中夹杂着很多粗野的动作，“明明够不到球，还要去踹一脚”。年维泗说，这种局面是多方因素造成的，教练要求不严，裁判吹的不紧，队员投机取巧，以为能拣到便宜，孰不知对自己的水平提高反而起负作用。年维泗还对球员缺乏应变的能力提出了批评，希望他们多用脑子，用心琢磨一些小的实用灵活的动作。比如场地不平，干嘛非得硬踢，不能轻一点吗？

　　年维泗还对中国联赛异常糟糕的场地表示出了担忧。他认为，硬件设施跟不上，必将阻碍足球水平的提高。像沈阳、北京和延吉的场地，国外的训练场都比这好很多。

　　而要想在本质上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年维泗认为最根本的出路还在于狠抓青少年的投入，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他说:“我1990年当足协主席的一份资料就显示，当时西德有将近6000万人口，周末有25万场各级足球比赛，算下来1000个注册球员出一个职业球员。而我们10个人才出1个。如果我们有50个郝海东，水平不是很自然地会提高吗？”

　　很多人都说中国足球的环境不好，年维泗说，环境不好要靠足球界自身去扭转，不能怪罪于新闻界。俱乐部在很多问题上要谨慎，不能太草率，“我们那时候都是五年、甚至是十年规划。现在呢，有的连半年都没有。前两年的松日，只打了一轮就把教练炒了，包括今年的国安，简直是在开玩笑”。路鹏宇